唐朝时海上丝绸之路 资料图

　　我们心爱的广州，是司马迁笔下“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大都会，是《汉书》里中原商贾纷至沓来，扬帆出海，“多取富焉”的贸易胜地，是南北朝典籍里“海舶每岁数至”的繁荣大港。

　　它也是唐朝长达1.4万公里、直通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的“通海夷道”的起点，这条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宋元时期，它仍是“物货浩瀚”、十万外商云集的最大贸易港。

　　到了明朝，它是“苛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户室”的国际大都市，远洋贸易方面，除了传统的南洋和印度洋航线外，还开通了美洲和西欧航线。

　　然而，商业从来就不只是财富的代名词，它与文明的演绎与发展息息相关。就像古希腊，如果没有《荷马史诗》里一艘艘“深广的海船”,就不太可能出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影响数千年历史进程的先贤。而在东方海岸之边的广州，一艘艘大船从这里启程，扬帆远航，将丝绸、瓷器、茶叶带往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带去了农耕及手工业技术、造纸术和指南针，搭乘商船来来往往的高僧、科学家、画师、译者更是文化交融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持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是中华文明影响世界之旅的一大启程之地，而驰骋在波斯湾的一艘艘唐船，恰为这种影响提供了最佳的注脚。

　　按《广东海防史》所述，唐代着名地理学家贾耽曾详细描述过当时着名的全球最长航线，这一记载如今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在贾耽笔下，这条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航行一段时间，就可以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即今天的巴格达了。

　　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宗年间，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来自西亚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这里出入，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说法。

　　到了宋元明时期，广州不仅成了最大的陶瓷和丝绸吞吐港，而且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广州-欧洲及广州-日本这三条远洋航线。

　　明末清初广东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广东新语》里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大赢利”自然带来大大的热闹繁华，濠畔街、高弟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