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电影人
2004年开始,在乌鲁木齐有一批热爱摇滚音乐与拍摄电影短片的人聚在了一起,他们从最初对演奏技术的追逐到注重音乐本身的表达,中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中国地下摇滚乐队的盛会迷笛音乐节,尽管拥有国内外几十支专业演奏乐队,但已经不复往日崔健、唐朝乐队等乐队的辉煌。2006年贾樟柯拍摄的《三峡好人》,当年一举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下金狮大奖,贾樟柯对中国现实的强烈人文关注,也引起这群人的思考。乌鲁木齐隐隐又多了些除惯常文化符号之外更多的实验性探索,他们就是其中很活跃的一支……
2006年底,飞飞、胖子、张磊、陈柯、桂亮等人有了第一个共同的梦想:拍一部描写乌鲁木齐摇滚乐队生活的电影短片。
胖子说,他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有三点:首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短片,反映新疆摇滚音乐人及职业乐手的生活状态;其次是圆大家许久以来的一直存于心底最深处的电影梦;最后是探寻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大家对于当下摇滚乐、电影、现实生活的态度与感悟。于是,一部名字叫《新疆乐与怒》就这样诞生了。
那一年,胖子22岁。
说起拍摄电影的初衷,胖子说自己就是为了“玩儿”,顺便检验检验这些年所学的专业知识到底能不能学有所用。那时候小,想法很简单,他说,“我想为新疆音乐做点贡献。”
影片出来之后,各方面反响都不错。放在视频网站上,每个月点击量都有好几万。说起这部影片对他的影响,胖子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不是愤怒的胖子
《新疆乐与怒》的电影短片拍摄结束后,大家又重新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玩音乐的继续玩音乐,当制片的继续当制片。
胖子说,一起拍片的日子虽然不长,但毕竟是自己第一次独立做一件事,其间遇到的种种困难,心酸和感动让他切切实实地觉得自己长大了。至少不再像以前一样整日泡网吧,混日子。他开始思索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深层次”的问题。
于是这之后胖子和飞飞合伙开了一个广告公司,因为之前的短片在圈内有着很好的口碑,所以生意还算不错。在拍电影方面大家也有了新的想法,目光一致转向了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影短片。
随着聊天的深入,胖子打碎了我对地下摇滚和新锐电影人的幻想,或者说偏见。
他不颓废(至少表面上),很健谈,最重要的是,他不像通常的摇滚青年那样“愤怒”。胖子说,他的愤怒是嘴皮子上的愤怒。愤不愤怒主要是一种心理和想法。就像玩摇滚那会儿,遇到特讨厌的听众他不会骂人,不会摔琴。他说,那都是钱买的,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胖子说自己从小就是好孩子,虽然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叛逆过,那是正常的,关键是要看把叛逆的力量用在哪里。
胖子说,“我知道是非”!
梦想与现实
在一些回流的内地大学生还在抱怨新疆的落后与闭塞的时候,胖子已经找到了和这个城市共振的频率。
胖子说,和内地发达城市相比,新疆在某些地方确实处于落后水平,但你不要因此就先从主观上去抗拒它。你要思考,你在这个城市存在的意义,以及你在这里能体现出什么价值。胖子说,和内地相比,其实新疆有着很多优势。生活节奏慢,生活压力相对小。在这里,主要的压力都是自己给的。所以相对而言,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来思索人生以及“艺术”。
有一天,刚交了手里活儿的胖子和朋友无所事事地蹲在工作室的楼门口晒太阳。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刚刚发出新芽的枝条在墙上投射出斑驳的影子。一切好极了……镜头转成蒙太奇,缓缓拉长,再拉长。胖子心里想,“一定是我衬托出了这条巷子的美丽。”胖子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在强大。
乌鲁木齐已经被人们习惯地打上特有的地域文化符号,胖子和他的朋友们无疑是这些符号之外的异类。当人们用新奇或是怀疑的眼光打量他们时,不应该忽略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坚持,忽略他们在生存面前的压力与妥协。
2010年对于胖子来说,也许还有更艰辛的道路要走。一边怀揣着梦想,一边走近未可知的希望。
不论结果怎样,那一定是一个幸福的过程。
■对话
记者:听说你是“公务员杀手”?什么意思?
胖子:我考过三次公务员,两次都考上了。
记者:考上两次?你也太牛了吧?
胖子:面试也过了,结果体检的时候身高不够。我知道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正不想去呢。
记者:为什么?有些人考公务员都考疯了,你还挺不当回事。
胖子:考公务员是家里逼的,算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吧。我完成了。就行了。
记者:那你有没有考试秘籍?出本书没准能热卖。
胖子:我觉得干什么事都有个技巧,考试也一样。我可能刚好抓住了考公务员的技巧。其实考公务员也是个社会现象,就像高考1977,但目前还没有类似考公务员的题材出现。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当导演其实挺酷的。对想从事同类行业的同龄人或者后辈,你会给什么忠告?
胖子:就三点:1. 先找好饭碗。2. 把功夫学到家。3. 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思考。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