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1862年——1943年。英国人。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
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许多古遗址进行过发掘，盗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有相当多的阴谋伎俩。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1928年，在中亚、南亚乃至东亚闯荡近30个年头、盗取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的斯坦因退休了。突然闲暇，让他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于是开始策划第四次赴中国“探险”。然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界，早已觉醒。斯坦因甫入中国领土，就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警觉……斯坦因耗时5个多月所获甚微，与他前三次的中国之行，真是天壤之别。他不得不哀叹：中国人变了。
A 瞌睡遇枕头
1928年，在中亚、南亚乃至东亚闯荡了近30个年头的斯坦因，正式退休了，此时他65岁。
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的这位世界大名人，突然闲暇，好像失去了什么，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
无独有偶，这一年他的挚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即马嘎特尼）也退休回到了英国。这让斯坦因空悬的心绪越发怅然无着了。因他知道，他的前三次新疆之行，都是马继业帮了大忙，才有了一路的顺风与猎获。没有了马继业的新疆之行，还能如愿以偿吗？
此时，他正在琢磨第四次的中国之行。
这年的8月3日，斯坦因受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去讲授中亚探险问题。
二十世纪初叶兴起的丝绸之路探险热，欧洲人捷足先登，捞足了珍贵文物，出尽了风头，而此时的美国国内战乱频仍，经济凋敝，财力拮据，连凑个热闹的精力也没有了，眼巴巴地望着“欧洲佬”们满载而归。
在这之前的1923年，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中国艺术馆馆长兰登·华尔纳潜入敦煌，用特殊的胶水粘贴法，揭走了12幅唐代壁画。盗上瘾头的华尔纳于两年后的春天，再次潜入敦煌千佛洞，还带来了6名盗画高手，企图盗走285窟中西魏开凿的所有壁画，光揭画用的布匹就装了一大车。这伙文化大盗在洞窟里盘桓了整整3天，也未敢下手，因为已觉醒的敦煌农民紧随其后，实施零距离监督，未给他们一点下手的机会，不得已离开了敦煌。
华尔纳声名已臭，不堪重用，哈佛大学把希望寄托在了斯坦因身上。开出的条件是，由斯坦因率领哈佛大学探险队去中国发掘文物，所需经费由校方提供。
哈佛大学将2万英镑的探险经费交给了斯坦因。正在为第四次赴中国探险经费发愁的斯坦因，好似“瞌睡遇到了枕头”，别提多兴奋。
B 遭遇致命打击
1930年4月，67岁的斯坦因，经日本南下上海，于月底到达南京。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界，早已觉醒。斯坦因甫入中国领土，就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警觉。上海、南京的一些新闻媒体以《文物大盗抵华》、《不能让文物悲剧重演》为题，将矛头直指斯坦因的掠夺行径。斯坦因很快陷于四面楚歌的舆论之漩涡。
未料到刚踏上中国土地，就要吃闭门羹，这让他有点晕头昏脑。但这位与中国政府、中国官员打过交道的“中国通”惊慌过后，还是镇定了下来。
这天，他穿戴齐正，带一名英国公使馆成员、一名美国外交部代表，坐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客厅里，欲向中国人摊牌。他要求中央政府驳斥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科学考察是掠夺中国文物的观点，立即制止新闻界煽动的民族情绪，并进而言明，他要去新疆、内蒙古等地进行考古探险，敦促中央政府即刻批准。言词咄咄，气势逼人。
此时，中国全国文化协会对外国人在中国考古，已经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其中规定：进入中国的外国探险队，必须有一位中国人担任联合领导人；必须有中国专家参加；收集到的所有物品必须留在中国。此规定显示：探险考古可以对外开放，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必须严守。无疑，这些规定对斯坦因来说是致命的，按老百姓之言“他没戏唱了”。
气急败坏的斯坦因不甘心，仍颐指气使地要求中国政府批准他的探险计划，拒绝中国政府提出任何条件。同时，美英两国使馆频频向南京政府交涉，施加压力。
腐败无能的南京政府终于妥协了，于1930年5月7日，批准了斯坦因的探险计划，并向他颁发了护照。
此消息很快传遍了南京，又传向了全国。全国的知识界，纷纷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坚决反对斯坦因来华探险，攫取文物。
拿到中国政府批文与护照的斯坦因，乘船返回印度，刚刚抵达加尔各答，英国驻华公使馆就电告他中国知识界的愤怒情绪，提醒他谨慎行事。
一向骄横的斯坦因却不以为然，不但不理睬中国人的反对之声，反而加快了探险的准备工作。
C 第四次中国之行失败
1930年8月11日，斯坦因的探险队从克什米尔出发后，沿吉尔吉特通道，抵达中国西部边境。10多天后，斯坦因接到了一个命令：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下令，关闭新疆与克什米尔间的边境关口，禁止斯坦因的探险队进入新疆。
这道命令，实际上推翻了中国政府先前准予探险的正式批文。但一意孤行的斯坦因没有丝毫打道回府的念头，一方面加紧整理行装，迅速翻山越境，进入新疆；一方面，让英国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迫使金树仁收回命令。
英国驻华公使的抗议立即见效，南京政府于9月21日密令新疆省政府准斯坦因入境。金树仁于9月27日密电喀什行政长马绍武，准斯入境。
同时，金树仁电告斯坦因，让他先访问乌鲁木齐。斯坦因知道，从喀什到乌鲁木齐1500公里，行走40天才能抵达，“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拖延我的行程，耗费我的财力吗？”斯坦因怒不可遏。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即金树仁正在要求印度供应一批武器。便让探险队的谢里夫上尉，向金树仁电告，如果拖延斯坦因的探险日程，将影响印度政府对金的武器供应。
接到电报的金树仁，口气有所松动，仍要求探险队来乌鲁木齐，不过同意斯坦因绕道访问和田、克里雅地区，然后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焉耆到达乌鲁木齐。这无疑给了斯坦因寻古探宝的机会。
斯坦因到达喀什噶尔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知识界的抗议声再次响起，要求南京政府明令新疆，将斯坦因“驱逐出境，以维主权”。
1930年11月11日，斯坦因由喀什出发。金树仁坚持只能“由于阗经焉耆赴迪化（乌鲁木齐）”，同时派喀什邮件检查员张鸿升随同前行，以便监视、阻止斯坦因发掘古物。
斯坦因经英吉沙、莎车、叶城、皮山抵达和田，紧接着前往于阗，因气管炎卧床治疗半个多月，于1931年1月9日进入尼雅遗址，在这里获取了一些零星文物，于2月11日到达且末。
就在斯坦因行进在大漠古城的日子里，行政院于1931年1月将此事提交国府第四会议上讨论，作出了“饬外交部取消（其）游历护照，并电令新疆省政府令其即日出境”的决定。金树仁正欲通过英国驻喀领事馆购买武器，不愿因彼废此，而故意拖延，直到2月间才迫不得已令斯坦因停止考察，尽快离境。但同时又允准斯坦因“因种种困难绝难仍返原路，恳请准允迅即由库尔勒大道经喀什归国……”的请求。
借此机会，斯坦因探险队沿塔里木盆地边缘跋涉。离开且末前往罗布泊，途中到若羌的瓦石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少量古物。在罗布泊一带考察约两个多月后前往库尔勒。
探险队每到一地，都有当地官员“相陪”。因为新疆各地官员早已得到命令，禁止斯坦因从事任何发掘工作，不得带走一件文物。在克里雅，斯坦因雇了10多位农民工，正欲发掘时，被及时赶到的当地官员立即制止。斯坦因一脸的怒气与无奈，不得不收拾行囊返回营地。
斯坦因沿塔里木边缘走了3000多公里，耗时5个多月，所获甚微，与他前三次的中国之行，真是天壤之别。他不得不哀叹：中国人变了，中国官员变了。
斯坦因沿着“骆驼大道”，经库车、阿克苏于1931年4月26日回到喀什。不甘心失败的他又通过英驻喀领事馆几次与新疆省政府交涉，欲继续在新疆活动，但均遭严拒，只得沮丧地于5月30日由蒲犁（塔什库尔干县）边卡出境回国。
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就这样极不情愿地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D 物品带回北京
1931年7月底，回国后的斯坦因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给外交部寄来一份声明：“本人在新疆游历期间，于1930年12月至1931年2月间在和田至若羌一带获得的一些古物，现存于喀什总领事馆内。如获中国政府准允欲将其携往伦敦研究，以后一经中国当局通知即当送还中国政府所指定之地点”云云。同时附有两份物品清单。
原来是颇有心机的斯坦因返抵喀什后，怕当地官员搜查行李，把在克里雅发掘的古代文书以及从土著中收购的文物，全部密藏在了英驻喀领事馆内，俟机取回。其声明与清单正是不打自招，给了我国按图索骥的便利。
中央研究院在得到由外交部转来的声明及清单后，立即请求行政院及外交部尽快将这批古物、照片等从喀什领事馆取回。没遇到什么麻烦，这批物品就被专人带回了北京。
听到此消息，斯坦因伤心极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