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１３９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当时的西域就狭义的范围说，大致指今天新疆地区；就广义的范围说，还包括中亚、西亚等地。张骞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进发，经过河西走廊和天山南麓，到了位于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然后从两侧翻过帕米尔高原，沿着昆仑山北麓，辗转回到了西汉的京城长安。从此以后，丝绸之路上使节商旅，东来西往，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这次出使西域时，张骞发现一种吹管乐器。这种乐器体积很小，制作简单，但音量甚大，音色优美。它就是羌笛，也叫吹鞭、横吹、胡笛。崔豹的《古今注》说：“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二曲。”《晋书·音乐志》也说：“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即胡乐也。”笛子起初是羌人的乐器，后汉马融《长笛赋》云：“近世双笛从羌起”，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我国古代，人们总是把笛和羌族联系在一起的，称之曰羌笛。因此唐朝诗人王之涣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昌龄也有“更吹羌笛关山月”之句。

    羌人是个历史悠久、部落众多的游牧民族，商周时，生活在今宁夏、甘肃、青海及四川一带。战国时期，秦国强大后，经常举兵进攻羌人，秦穆公时，为扩张领土，发兵西征，迫使羌人迁移到新疆一带。后来，羌人利用秦始皇统一中原无力西顾的机会而迅速发展，从青海一直到新疆塔里木盆地几乎都成了羌人的世界。据《汉书·西域传》载，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羌人就已散居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帕米尔高原等地，其中最大的一支为女若羌。现在新疆仍有女若羌的地名。

    一次，张骞与他的副手甘父（西域人）策马行进在草原，被一牧民的乐声吸引。通过甘父作翻译与其交谈，才知道这种乐器是用兽骨或鹰骨做的三孔笛。当时中原还没有这种乐器。更使张骞感到惊奇有趣的是，牧民的笛子不但用于演奏，还兼做马鞭，用来策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笛子的美妙和神奇的音色使张骞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他收集了十多支西域乐笛，并把演奏方法，还有一首名叫《摩诃兜勒》的笛子曲一同带回都城长安。

    张骞把西域的笛子及乐曲交给宫廷乐师李延年，告诉他自己在西域的见闻，笛子既能用于民间歌舞伴奏，又是牧民在草原游牧时相互联络的工具。李延年研究后受益很深，充满大漠旷野气息的音乐旋律使他耳目一新，为这位作曲家注入了新的营养。他对张骞说：“你带回的西域音乐是艺术之精华。”他在《摩诃兜勒》的基调上又创作了二十八首新的曲子，其中有《入关》、《出塞》等名章。这些乐曲和笛子逐渐传入镇守边关的将士们中间，将领们吹玉笛，士兵们吹竹笛，一时蔚然成风。用壮阔雄伟的边塞新曲抒发保家卫国的感情，寄托怀念亲人的思绪。《摩诃兜勒》乐曲的传入，开创了西域乐曲与中原音乐融汇发展的新声，促进了西域与中原文化艺术事业的交流。

    笛最初用羊骨或鸟骨制作，改用竹子制作后，不仅使用的材料变了，而且为增加指孔和膜孔，改进笛的发音质量提供了条件。我们现在通常所见的笛，有一个吹孔，六个指孔，在近吹孔处另有一膜孔，孔蒙以竹膜或苇膜。又有一种经过改革的笛，另外还加了一个半音指孔。原来使用羊或鸟骨时受长度的限制，发音的指孔不可能很多。《说文》中说：“笛，三孔筒也，羌笛三孔。”“羌笛三孔”可能是用羊骨制作的笛，其后虽改用竹制，仍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保留了古老的形制。直到今天，新疆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用鹰翅骨制作的鹰笛依然只有三孔。现今新疆博物馆收藏有一支南北朝时期的三孔骨笛，是从南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出土的。

    笛子的表现力很强，音色清亮，音量也较大。它的连音、顿音、颤音的效果非常好，灵敏度也较大。可以飞快地奏出一连串音阶和华采旋律，用来描绘山川秀丽、流泉呜咽，十分生动自然，模仿空谷鸟鸣，骏马长嘶，更是形象逼真。从敦煌壁画和克孜尔千佛洞的伎乐天伎乐人壁画中，以及从后来许多封建帝王将相坟墓的绘画与浮雕上，都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笛子演奏场面。如今笛子还广泛用于民族器乐、戏曲和民间歌舞的演奏和伴奏中。

    笛子在民间也很快传播开来，成为我国民族乐队的主要乐器。张骞将笛子从西域传入中原可算是中西乐舞交流的开端。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