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与毛泽东早有接触，又与董必武为旧识；且故宫盗宝冤案要平反的主角又曾是毛泽东的老师、董必武的同事，吴瀛致信毛泽东而通过董必武转呈的行为，也就其来有自了。吴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强调，“他（易培基）是与共产党有深切关系的”.

毛泽东、董必武对冤案平反的意见

　　1949年10月前后，是新中国肇始新政权构建之际，事务千头万绪，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处于宵衣旰食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而作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及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却对故宫盗宝冤案平冤要求加以关注，给了吴瀛及时的回应，足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

　　就在吴瀛上书后不久，为了解决好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接收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政务院接收工作委员会。而鉴于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中国最大商埠，专门组成由董必武领导的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

　　工作团在逗留上海不到一周的短暂时间里，董必武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时为上海市文管会委员的吴瀛见了面。交谈中董必武称赞吴瀛“古道热肠，为易先生雪冤”,并谈了毛泽东及他本人对故宫盗宝案如何平冤的意见。

　　吴瀛在1950年5月21日致毛泽东信中，对毛泽东、董必武的意见作了如是复述：“因为事隔十余年，双方的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对证，法办为难。又以您（即毛泽东）同易先生有师生之谊，若一旦偏差或有不便。指示不若私人出面，以所陈经过、证件，令继任的院长现尚在位的马衡先生写一篇自白文字一同发表，政府默认登报并印一小册送图书馆保存，则此案大白于世。重在表白是非，私人恩怨自可从宽云云。”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故宫盗宝案平冤之事考虑得十分周详，又显示了共产党人不徇私情，力求公允妥善处理旧时遗案的风节。吴瀛自谓与董必武交谈后的感受是：“备见我公及毛主席崇高宽大之意。自顾何人，能无殊动？”

　　从吴瀛的三封信誊录稿中反映的文字分析，毛、董似乎都不认为应该让马衡站在被告席上承接冤案主要制造者的罪责。虽然吴瀛等人都认为易培基一提出辞职，张继随即力保马衡升任院长很难说事属巧合；虽然南京法院请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坐实易培基盗宝罪名，也完成于马衡就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

　　但作为国内知名金石研究专家、文物鉴赏大家，马衡在百般游说劝驾下，在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等人相继离平南飞的情况下，没有追随蒋家王朝而去台湾；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冒着极大的风险抗拒国民党政府文物迁台，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托辞，将故宫本院的文物截留北平，一箱也没有运出。这都是尤为难得，也深得后来新政权欢迎。

　　因此，毛泽东、董必武都倾向故宫盗宝冤案平冤不走法律程序，而是让有权威身份的知情者马衡写一篇有关故宫盗宝案真相的文字，说明系张继等构陷；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吴瀛也写一篇案情原委的文章，人民政府默认文章见诸报端，收之于各大图书馆存档，以使易培基、吴瀛等洗清沉冤，让社会公众知道该案为国民党当局构陷迫害作为最终了结。

“盗宝案”平冤的两篇文字

　　随董必武一同赴南京、上海督导接收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勾留上海多时，与吴瀛数度会面商议故宫盗宝案平冤的技术处理问题。

　　吴瀛将自己详记故宫盗宝案原委的20余万文字交与郑振铎阅看，并就平冤的做法、形式等进行沟通。虽然，吴瀛从内心讲很不愿意接受私了的解决方式，毛泽东、董必武“持宽大之论，政治立场乎？不可知也”,但在交谈和思考后，他还是最终接受了毛泽东、董必武的意见。但仍希望“政府在最后或中间必要时，似必须有一表示，以昭示大公”.

　　后来，吴瀛听说有关方面已经要明示马衡就故宫盗宝案及其本人在冤案过程中了解的实情写一书面交代的消息。

　　1950年4月底，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突然到吴瀛家拜访，他带来了董必武写给吴瀛的信，并特别交给吴瀛一篇马衡署名题为《关于书画鉴定问题》的文章，后面有马衡为该文新加的“附识”.

　　“附识”以“法院发言人……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黄宾虹鉴别颟顸”等极简洁文字，说明故宫盗宝案的审判和证据判定存在问题，以致“轰动全国，黑白混淆”,等于他以“附识”为故宫盗宝案是冤案作了文字证明。

　　1950年6月13日，《大公报》刊登吴瀛署名的《谈文物处理工作》。文章中用简捷的文字说明所谓“盗宝案”是有人“凭空捏造”、“里应外合”制造的，由当时的反动政府与法院联手形成了“黑白颠倒”的社会影响。

　　在马衡《关于书画鉴定问题》的“附识”和吴瀛夹带辩诬段落的《谈文物处理工作》文章发表后，故宫盗宝冤案平反之事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