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担任武装警卫员20多年的毛尚元回忆说：“主席的年过得很简单。他很少有时间出来娱乐。最多有时候跟周围的人聊聊天。深居简出，有团拜会的时候，也多是周总理代表。主席很少讲话，喜欢安静，并且非常爱看书，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看很多书。过年对于他来说，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在追随毛泽东的数十个年头中，毛尚元发现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不太爱吃饺子。
1929年：打欠条收集百姓食物过年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3天。
为了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欢欢喜喜过个好年，毛泽东特地发给每位战士3块银元，并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3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刚刚过了翻身年，新的困境接踵而来。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红四军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转战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饥肠辘辘地经受着寒风中的细雨。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领军的毛泽东心情沉重，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正在背后紧追不舍。无论如何，也得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饭。毛泽东将想法告诉朱德，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战士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与十几个司务长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食物全部过秤登记。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前村的群众听说有支几千人的队伍开过来了，纷纷躲避上山，连过年的鸡鸭鱼肉都来不及带走。红四军于是以连队为伙食单位，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食物收集起来，还杀了几头■，众人忙碌到午后两点钟，终于吃上了一顿久违的饭菜，还喝了米酒，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被打得溃不成军，800余官兵成为俘虏。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向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只能多给，不许少付。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样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后来一度被解除军权。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被拿掉，完全被架空。2月13日，除夕佳节又来临了。尽管战争局势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上午10时，贺子珍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毛是贺子珍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已经3岁了，正是会讲话到处乱跑的时候，活泼可爱。毛泽东对这个孩子十分喜欢，给这个排行第五的儿子取名为毛岸红。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竿“骑马”,即兴玩耍了1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夜饭，毛泽东才抱着毛毛进屋。春节里与小儿嬉戏玩耍，在毛泽东忙碌奔波的一生里很是难得，这也是他在苏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40年：被长枪连请去吃年饭，敬酒改为敬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确立其对军队的指挥地位。2月4日春节这天，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物资匮乏，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他舍不得吃，分给了伤病员，并捐出自己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比长征时期安定了一些。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不时开展团拜、舞会、演戏、扭秧歌等庆祝活动。1940年春节前夕，老连队杀猪宰羊，而组建不久的长枪连家底薄，只买了20斤大肉。正在这时，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扇大肉送来了，并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这是毛主席叫送给你们过年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于是，在连队里开会的讨论中，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饭。”大伙不约而同都说好，并把请毛泽东吃年饭的任务交给了连指导员张久厚。
毛泽东听了来意后，告诉张久厚：“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你回去就说，我祝大家新年愉快！”张久厚一听说不去，坚决说“不去不行”.听了这句话，毛泽东放下文件，笑笑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片刻，又说：“光请我一个不好，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以笑作答。
除夕过午3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泽东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了一下，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稍停，又道：“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没有酒，大家热情地向毛泽东敬肉。他一看就笑了，说：“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长便夹起三两重的一块肉吃下去。毛泽东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
大家一个劲地给毛泽东敬肉。他看了看周围，说：“能者多吃，互相帮助。”说着，用筷子把肉分开，放到周恩来碗里一块，自己吃了一小块，说：“怎么样，这回行了吧？”
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坐在前面，乡亲们却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毛泽东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随即跟着毛泽东到后面。乡亲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
1949年：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了西柏坡，为毛泽东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
午后，毛泽东在门口迎接米高扬。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握着米高扬的手说：“欢迎！欢迎！”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看法。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她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几天下来，主要是毛泽东在谈。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回忆：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而毛泽东的衣袖上赫然补了块补丁。西柏坡当时除了养的■和鸡，没有其他高级食品，随后从滹沱河里捕了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酒量惊人，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毛泽东沾酒就脸红，朱德当时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没像米高扬一样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银桥看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动筷。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吩咐随行的厨师：“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苏联方面）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泽东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后来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1957年：颐年堂宴请与会者吃肉末挂面
除了外出和慰问，忙于开会也是毛泽东过春节的一大特色。据多年负责中南海总特灶膳食管理工作的张宝昌回忆，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40余位党外人士参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过年，临时决定把各位请来开会，主要谈矛盾问题。可能大家还都没有吃早饭吧，这样，先吃碗肉末挂面，填饱肚子再开会。”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子已经显得很紧凑了，根本无法再加桌子，大家只能端着碗站着吃。这些被邀请到会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会用如此简便省事、饭菜合一的面条来招待他们。
惊奇之余，大家也感悟到：能在颐年堂与毛主席一起过年，同吃热乎乎的肉末挂面，是难得的幸事。众人边吃边议论开来，有的说这是“继续着的延安精神”,有的强调这表明了“细微之处见伟大”,还有的感言“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等等。这般轻松欢乐的气氛，与其说是来开会，不如说是在参加新年团拜。40多人的一顿早餐，用时仅10分钟就解决了，很契合毛泽东提倡的反铺张、反浪费原则。
其实，毛泽东经常晚上在颐年堂开中央常委会议，因为时间过久，常委们的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难免感觉饥饿。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会对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说：该吃肉末面条了。厨房于是赶紧每人做一碗。首长们拿到面条很自然地坐在沙发上端着吃，吃得又快又香，之后或继续开会研究，或散会回家。
连续十年大年初二向章士钊“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
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毛泽东和章士钊一直没有中断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特意为章士钊帮助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谢。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谈判后期，毛泽东见到章士钊问他：“关于重庆谈判的事，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泽东非常感谢章士钊对自己的关心。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1年还2000元，10年还完。”章含之回到家里把这事说了一遍。章士钊听了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可是，他们父女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天之后，毛泽东派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对此，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章含之将父亲说的话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认真地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据《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