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北撤

　　1945年9月初的一天，东江纵队第二联络台台长赖仰高匆匆召来年轻的报务员卢毅，将一份“十万万火急”的电报交给了他，要求立即发给江南指挥部。卢毅迅速与江南指挥部电台联系上，将这份电报连续拍发了三次。在确认对方都收到后，他才放下心来。紧接着，刚刚发出这份电报的这个秘密联络台，就消失在山林之中。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电报呢？它对于当时的战局有何影响？今年86岁的老战士卢毅向我们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敌军大举进攻    南撤情报及时发出

　　在广州市天河路的家中，卢毅的神情和窗外的天气一样明快。讲起这份69年前的电报，他仍然能回忆起当时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卢毅说，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东纵司令部准备北上去迎接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部队在湘粤赣边区建立五岭根据地，“当时要我们多准备些衣物胶鞋等用品去迎接南下大军，我们听了很高兴，很受鼓舞。”但是，当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国民党调来了5个军、22个师、十几个保安团的兵力，大举向广东各地的人民革命武装进攻，企图把东江纵队消灭。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东江纵队首长采取果断措施，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将东江纵队领导机关从罗浮山向东江南岸的惠（阳）东（莞）宝（安）老根据地紧急转移。这份“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就是东纵首长要求将此决定电告江南指挥部和要其做好接应的指示。

　　发出这份电报后，赖仰高迅速组织电台人员跟随大部队撤离。电台的摇机员挑着笨重的电台机器，和大家一起翻越海拔1000多米的白嶂山，走的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辛苦可想而知。“我们后来听说其他部队驮运行李的骡子有从山路上摔下去的，但我们电台的同志--包括5名女同志--由于组织得力，团结互助，没有一个人掉队。”

　　第二联络台在南坑驻地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国民党反动军队村村驻兵，反复“扫荡”攻占东江解放区，东纵各支队分散转入敌后活动。当时东纵司令部的4个总台，由王强台长带领的军事情报台随王作尧副司令率部队北上迎接南下部队，改称为粤北指挥部电台；由何太台长带领的新闻台迁到大鹏半岛的西涌工作一段时间后迁到香港，发展成香港新华社的电讯部门；第一联络台由戴机总台长带领，跟随林平政委活动，后来戴机随纵队首长前往广州参加军调部工作；第二联络台由赖仰高台长带领，跟随曾生司令员在惠东宝老根据地坪山马拦头一带活动，与企图来歼灭东江纵队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兜圈子。

17个电台组成情报交换高效网络

　　“当时斗争的环境是很艰苦的。部队转移很频繁，为了行军转移不暴露目标，曾司令下令将他所骑的马都宰杀了。有时我们部队的驻地虽然与敌人相距只有四、五公里，但是我们有当地革命群众的支持帮助，对敌人封锁了消息，敌人变成聋子瞎子，当我们离开驻地后，敌人才发觉追赶过来，而我们早已转移到新的地方了。”卢毅回忆道，“一到宿营地，当部队同志休息时，我们就立即去找长竹竿竖起20米高的天线，架设好电台，与党中央和东纵所属指挥部的电台进行沟通联络。”

　　东江纵队与延安党中央通过电台联络的努力，从1939年便开始了。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成功实现联络。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香港“廖办”电台负责人刘澄清和在“廖办”电台学习的戴机撤离，抵达东江纵队驻地。他们利用“廖办”电台与延安联系的波长信号，成功地在1942年1月与延安实现了联络。于是，1942年2月1日被定为东纵电台诞生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们这些电台和机要的老战友们都会一起开座谈会。”卢毅说。

　　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东纵电台成为战争年代中沟通情报、传递信息的骨干力量。1944年1月至1945年12月，东纵举办了4期电台培训班，学员达70多人。“电台的全盛时期是在1945年春到同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当时在罗浮山的东纵司令部里有四个总台，分别是第一、第二联络台，军事情报台和新闻台。”卢毅说。各个联络台分工明确：第一联络台主要负责与党中央和南下部队联系；第二联络台负责沟通东江纵队下属各指挥部；军事情报台负责与总参交换军事情报；新闻台主要是抄报新华社电讯，并作为新华社的分社电台。此外，江南、江北、东进等指挥部，北江、西北、九连山等支队也都配备了电台，加上派出人员帮助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抗日武装建立的电台，总计达17个台之多。

香港西贡山林里的秘密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斗争环境恶化，第二联络台于1946年3月转移到香港九龙新界西贡地区，继续坚持与各电台保持联络。

　　当时，第二联络台的大部分同志住在西贡榕树坳老百姓家里，由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人张华基负责领导和安置工作。赖仰高台长带领报务员卢毅、黄楚珊和摇机员古玉珍等三人组成精干电台小组，携带电台，在西贡榕树坳北面的山林里，搭起一个茅草棚作为电台的工作室和休息室。“我们利用夜间竖起天线与党中央电台进行沟通联络。我们夜间工作，白天将天线收起来隐藏好，将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与工作用具放进铁皮箱子里锁好，然后隐藏在附近的杂草丛中，人员就在这个小茅草棚里隐蔽休息。收发的电报都由赖仰高负责送给住在山林下面的机要部门。”卢毅说，“我们当时担负着东江纵队与党中央电台保持联络的任务，使党中央能及时了解和掌握东江纵队所属部队的活动情况，给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军调小组提供所需的有关广东抗日武装部队活动的材料，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的谰言，揭穿了他们企图用武力消灭广东抗日武装部队的阴谋，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同意与军调部中共第八谈判小组进行谈判，最后就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联络台直到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前才撤离西贡。卢毅于1946年5月调入中共南方局香港秘密电台工作，赖仰高和黄楚珊、古玉珍于6月前往大鹏半岛沙鱼涌，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烟台。至此，东纵第二联络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卢毅回忆，报务的学习当时并不容易。“我们向老百姓借来长条板凳当作课桌，只有一个电键，教员就用这个电键利用振荡器或蜂鸣器拍发电码给我们抄收。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电键来轮流练习，同时用手指按着大腿来练习发报。我们抄收电码的铅笔大部分都是电台工作人员抄报剩下来的铅笔头，抄报用的纸都是从东江纵队前进报社印报纸时裁剪下来的边角料和废旧用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