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 ◎入党时间：1964年  ◎入党地点：北京

　　抗战时期爱泼斯坦在中国的证件

　　在爱泼斯坦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8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

　　对于1944年的延安之行，他说“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1949年10月1日闻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美国的他在时代广场放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1951年，爱泼斯坦夫妇从美国来到北京后，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欢迎回家。”

　　在晚年，作为记者的他多次赴欧美，仔细思考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现状。

　　他不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国公民。这位曾经称自己是“无国籍犹太人”的记者生在波兰，长在中国。由于出生时华沙在俄国统治下，而独立后二战前的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犹”的政府，爱泼斯坦在人生的前42年一直是一位无国籍者。1957年，在经过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后，爱泼斯坦获得了中国国籍，成为一个中国公民。7年后，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在爱泼斯坦于2003年完稿的长达20万字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却只字未提他加入中国籍与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当南都记者向爱泼斯坦的夫人黄浣碧询问此事时，她立即回答：“他肯定不会提起，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加入中
国共产党对他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天津租界的美式教育

　　爱泼斯坦于1915年出生于华沙一个社会主义意识颇浓的家庭。父亲与母亲均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成员。爱泼斯坦2岁时便随父母来到中国，随后在天津租界受到的是殖民式教育，但作为家里的独生子，这个受到父母宠爱和宽松式教育的孩子仍然自然地受到了父亲母亲革命思想的影响。

　　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录，他在5岁时已经开始对父母的政治观点和经历有了模糊的记忆。辛亥革命发生后，爱泼斯坦的家庭是当时在天津的外国人家庭中，极为罕见的赞赏这场革命的家庭。爱泼斯坦的父亲曾经多次跟自己的儿子强调，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中国人，一是宋朝的王安石，一是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

　　


“胸怀天下”的阶段

　　与大多数理想主义的人相同，爱泼斯坦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了规划———“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于是不到16岁，他就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但在大多数他所供职的外国媒体中，他显得格格不入。他不但开始在社论中尝试表达自己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还用化名发表批判日本侵略行为的文章。终于有一天，《京津泰晤士报》的报社经理在看到爱泼斯坦口袋里的美国共产党刊物后将他开除了。

　　在为外媒撰稿的经历反而让爱泼斯坦的思想与行为更加倾向于共产主义。正如他所说的，“我工作的报社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

　　在这一时期，爱泼斯坦开始和一些在中国的左翼犹太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每周聚会，阅读社会主义名著并对马克思主义和时事进行讨论。

　　但此时的爱泼斯坦正处于“胸怀天下”的阶段，还并未钟情于中国。他回忆说：“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来说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难忘的延安之行

　　这样一位思想开放，带有深厚国际主义情结的革命者又为什么会最终在中国停下脚步，加入中国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爱泼斯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作出了非常直接的回答：因为两个人，一是斯诺，二是宋庆龄。

　　在1933年与斯诺正式见面之前，爱泼斯坦就已经读过斯诺所写的《远东前线》，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于此书的书评，这也是爱泼斯坦早期在报纸上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的两篇文章之一。

　　彼时，正在北大任教的斯诺一家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爱泼斯坦还惦记着自己曾经读过的那本《远东前线》，便在那个冬天拜访了斯诺。自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间长达40年的友谊。 对于斯诺对自己的影响，爱泼斯坦在《回忆埃德加·斯诺》一文里这样写道：“是斯诺让我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联系，是他使我与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外国进步人士相识，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发展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是他介绍我阅读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一些文章。没有斯诺，我会仍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他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或许根本没有机会在那些紧急的日子里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如果没有他，我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也可能会是截然不同的。”

　　在斯诺的启发下，爱泼斯坦于1944年5月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接下来三个月的采访中，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震、聂荣臻等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谈。并在此期间做了将近10本采访日记，发表了众多新闻稿件。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爱泼斯坦兴奋极了，像个孩子一样对于看到的任何事物觉得新鲜，他在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写道：“这是个小规模伟大的国家……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而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爱泼斯坦也毫不吝啬笔墨地大加赞赏，他形容周恩来“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称朱德则像是“任何人的父辈，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而对于毛泽东，爱泼斯坦则说：“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这次访问之后，爱泼斯坦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宋庆龄：欢迎回家

　　如果说斯诺和其引导下的延安之行在爱泼斯坦生活的早期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那么后来又一次改变爱泼斯坦人生道路的，便是爱泼斯坦的父亲最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由于此时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时期，爱泼斯坦在美国的处境甚为艰难。195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向爱泼斯坦夫妇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他们能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爱泼斯坦夫妇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在经过了49天的海上颠簸后，终于踏上中国的领土。负责迎接的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是宋庆龄亲笔所写：欢迎回家。这四个字让当时在美国饱受怀疑、调查与跟踪的爱泼斯坦倍感温暖。

　　回到新中国后，爱泼斯坦义不容辞地加入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创办中国第一份英文杂志CH IN AR E C O N ST R U C T S，中文刊名为《中国建设》（1990年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队伍中，一干又是半个世纪。

　　与邓小平的一支烟

　　不幸的是，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到4年，爱泼斯坦却以“间谍”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在十年动乱中，一批加入中国建设中的外国友人都以各种各样的间谍罪名被批斗或收监。

　　在这场浩劫中，爱泼斯坦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在这段日子里，爱泼斯坦的思想无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里，爱泼斯坦除了给墙壁上受潮的水迹起名字外，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 

　　1970年的一天，狱中的审讯人员指着人民日报上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对爱泼斯坦说，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 此时看到两位老朋友的爱泼斯坦感慨万分，但他在回忆录里无奈地说：“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对于“文革”中的遭遇，爱泼斯坦出狱后从未在公共场合提起任何一个字。

　　多年以后，在爱泼斯坦70大寿时，已经81岁的邓小平参加了爱泼斯坦的生日聚会。邓小平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

　　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邓小平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随后，邓小平为爱泼斯坦和自己各点起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两位老人如自家兄弟一般轻描淡写地让这个话题就这样停止了。


 

　　中国公民爱泼斯坦

　　2005年，90岁的爱泼斯坦离开了。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8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这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犹太人似乎在中国找到了最令自己关切的事业与莫名的安全感。

　　据一直与爱泼斯坦一起在《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张彦回忆，让他非常吃惊的是：“除了只能用英语对话以外，爱泼斯坦夫妇，在对待一切事情的思想感情上，和我们中国同志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而据黄浣碧回忆，爱泼斯坦喜欢称呼别人为“同志”，“不管男女老少，不管职务高低，艾培总是称别人为同志，一直都是这样。”

　　作为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爱泼斯坦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觉得不能适应。作为一个记者，爱泼斯坦始终坚持真实和考虑读者的报道原则，正如赴延安、赴西藏，他坚持一定要以真实的活生生的事实说话。在晚年，他还多次赴欧美，仔细思考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现状。

　　在工作上，爱泼斯坦甚为严谨，“总是在不停地改啊改”，而在生活上，他幽默乐观，对未知充满好奇，在1985年与黄浣碧女士结婚后，他一直称小他20岁的黄浣碧为“老太太”，每每看到有意思的故事，就大喊：“老太太，老太太，你快来看……”

　　如每一个经历过巨变沧桑的中国人一样，爱泼斯坦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无论中国人民如何称呼他，都如他所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