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到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中尉军官。实际上，早在1969年1月，卡扎菲便想有所行动，后来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7月，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下议院领袖召到希腊，宣布退位，王位交给侄子侯赛因王储，利比亚局势更趋混乱。

一个突发事件成了革命的导火索：1969年8月21日，一个澳大利亚宗教狂热分子在耶路撒冷旧城里，纵火焚烧了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之一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世界群情激愤。卡扎菲召集身边的青年军官，决定在9月1日采取行动。

有意思的是，卡扎菲曾到中国台湾政战学校的“远朋班”就读。“远朋班”全称为“远朋国建班”，是台湾“外交部”在1964年设立的。在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下，作为当时美国“反共联盟”的重要棋子，台湾“远朋班”的任务，就是专门代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军官，使他们回国后成为反共中坚。据台湾媒体最近报道，“远朋班”号称训练出三位“军事强人”，除了卡扎菲之外，还有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卡扎菲一直对台湾很“友善”。在1978年与台湾断交后，他仍允许台湾商务代表处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动作，一直到1997年。2006年1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去利比亚访问。可是此时，被视为卡扎菲接班人的次子赛义夫却去台湾见了陈水扁。据陪同李肇星前往利比亚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刘顺介绍，当时李外长还向卡扎菲提出抗议。“卡扎菲的表态倒挺好，他说领导人的儿子也是普通公民，不代表官方——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儿子虽然没有头衔，却也不是‘普通公民’，但至少勉强说得过去吧。”可是4个月后，卡扎菲又邀请陈水扁访问利比亚。

“超级明星”

卡扎菲一上台便亮出其鲜明的民族主义者的招牌，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的黎波里所有的外文路牌。然后又将惠勒斯空军基地的6000名美国工作人员赶走、让英国人撤离了布鲁克空军基地。

这些狂野激进的民族主义行动，使得卡扎菲在国内的仇外支持者面前成了一个英雄，甚至是一位圣人。他的照片排满街头，他的画像甚至被挂到的黎波里耶稣受难像上面，不过这个大教堂已改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清真寺。

年轻时的卡扎菲，据说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他向民众发表演说时，有时一口气说上四五个小时，急得声嘶力竭：“不要认为我有什么事情不告诉你们；我要把一切事物都告诉你们；我们大家应该互相信任！”他甚至急得哭起来。群众则回答说：“我们将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宗教，同你一起战斗，喔，卡扎菲！”

像中世纪的侠客一样，他用狂风骤雨式的个人行动向他不满意的体制和行为开刀。1971年，他到政府机关突访，发现许多机关职员在办公室喝咖啡聊天，这引起他的极大不满。第二天，他派军用卡车开进政府的所有办公大楼，军队甚至闯入了内阁部长的办公室，拉走了办公室里的大部分家具。后来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能靠着空荡的房间和走廊的墙壁来看报纸，或在水泥地板上泡咖啡。

卡扎菲另一个被广为传播的故事，是有一次他乔装成平民，脸上用一块布半掩着，来到的黎波里一家拥挤不堪的中心医院，和医生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要求医生去他家看病。忙得不可开交的医生最后给了他两片阿司匹林敷衍了事。卡扎菲立即拉下围布，愤怒地向医生宣布：他必须现在就离开这个国家。当天晚上，这个倒霉的医生就被驱逐出利比亚。

喜欢制造新闻，喜欢被人关注，这是卡扎菲被外界公认的性格。在生活中，他同样喜欢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与后期只穿单身传统民族长袍相反，80年代左右的卡扎菲衣饰华丽。“有时一天要换3次衣服。”英国出版的《卡扎菲传》描述，从装饰着奖章的海军装，到阿拉伯国家元首服，直到装有复杂的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在危机时期一位访问阿齐齐亚的人发现，卡扎菲身着红绸衬衫，金色的斗篷和蜥蜴皮的拖鞋，很像一位要去参加迪斯科舞会的时髦青年人。”据说卡扎菲在利比亚时尚潮流上面也是“领袖”的角色。“无论我穿哪种服装都会流行。”他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别人。他还说自己曾收到过很多美国妇女的来信，称赞他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喜欢他的头发。

卡扎菲显然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超级明星。可是他感受到的外部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有多大差距？早期曾采访过卡扎菲的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卡扎菲当时用一台很小的索尼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的阿拉伯节目，“这是他能得到不带偏见信息的少数渠道之一”。这位记者观察，利比亚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官方新闻机构都向这位领袖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们有选择地报道、无限夸大外部对利比亚支持的消息。卡扎菲的外事机构也被革命委员会的狂热分子所控制，外交部的电报喋喋不休地报告来自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组织的赞美之辞，卡扎菲于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周围为他编织的一幅幻象当中。“我在利比亚已建立了一个理想国。”他说，“不是人们在书本上描写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的理想国。”

在这个“理想国”里，所有政府单位不设部长一职，负责人统称“书记”，内阁总理是“全国人民委员会总书记”，外交部长则是“全国人民委员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书记”，驻外单位不叫大使馆，而是“人民办事局”，相应地，大使也不是大使，而是“某某书记”。1979年3月，卡扎菲则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只保留“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称号，简称“革命领袖”。这个革命领袖，当然是超然于一切之上的。

也许是认为自己该和其他领袖人物一样，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学说，卡扎菲在70年代初提出了“第三国际理论”，他认为自己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了一条完全独创的道路；不久，对革命形势不满的卡扎菲也在国内发起了乌托邦式的群众运动——1973年6月2日晚，他命令利比亚人向的黎波里电台夺权，这时外界才闻到“文化革命”的气息，游行队伍迅速包围电台，然后冲进去夺了权，将它改名为“人民革命电台”，大学、中学、政府部门等，也纷纷效仿。

虽然卡扎菲宣称他发起的运动，意在“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可还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卡扎菲此举是求助于权力来保持控制，他要警告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特定人物，“他要毁灭他们，从而让他成为大地上的唯一力量”。而在《绿皮书》第一卷最后一段，卡扎菲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实际而言，强者总是统治者，即社会上最强的一方进行着统治。”显然，卡扎菲认为自己是超越一切权力之上的最强者，谁也不能挑战他的权威。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