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革命”

1969年9月1日早晨6点，是班加西广播电台早祷的时间。像往常一样，很多人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报祷人吟唱的《古兰经》。突然，广播中断了，接着是一曲军乐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

“伟大的利比亚人民啊，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命，向你们宣布：为了履行你们自由的意志，为了实现你们可贵的意愿，为了真正响应你们再三发出的要求变革、渴望纯净、力促行动与先发制人、亟待革命和进攻的呼吁，你们的武装力量已经摧毁了反动、落后、衰败的政权……”

很多人都被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惊住了，包括正在苏尔特沙漠一座帐篷里的老夫妻阿布·迈尼亚尔·卡扎菲和艾莎，他们俩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虽然在广播里讲话的人并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但他们还是从断断续续却又非常熟悉的声音听出来，在广播电台里宣布推翻伊德里斯国王的人，正是他们的小儿子穆阿迈尔·卡扎菲。

实际上，直到一星期之后，外界才知道，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正是只有27岁、默默无闻的信号兵中尉卡扎菲。其实卡扎菲走到政坛中央极具戏剧色彩，那个据说预谋了10年之久的军事政变，从头到尾混乱无序、阴差阳错。政变成功后，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卡扎菲和自己的同伴们眉飞色舞地回忆起那天的诸多细节，听起来就像一场闹剧。

1969年8月31日深夜，卡扎菲与青年军官们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卡扎菲命令他的重要助手奥马尔·米海什乘傍晚的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组织军营的接管工作。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发现飞机已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总算走了后门上了飞机。到了的黎波里机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军营，下车时居然糊里糊涂地把武器和子弹丢在了车上。

在班加西，按照计划，卡扎菲和两个上尉要在凌晨1点接管贝卡军营和电台。他们正要出发时，先是来了两个宪兵，让他们帮忙修摩托车，卡扎菲推托明天再去；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宪兵打发走，另一个同谋者却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说他们已经暴露。卡扎菲还是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勇敢地对付这个局面”。他把子弹和轻机枪塞满吉普车，一马当先地率领军队去占领班加西电台。当他走到半程回眸一望，却惊讶地发现，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原来，在前一个岔路口，他的随行车队朝着贝卡军营方向开去了。卡扎菲于是独自一人行驶在去班加西的路上，“沿途没有灯，什么都没有”。

更为可笑的是，负责占领的黎波里国家广播电台的军官开车绕城一周，竟然没有找到电台，只好慌慌张张地原路返回。负责接管的黎波里城外防空部队的贾卢德和霍尼，指挥着600名士兵，到行动时才发现只有1050发子弹可供使用，好在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这样一场仓促上阵、漏洞百出的军事政变居然获得了成功。政变发生时，留守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里达王子则在王宫中喝得酩酊大醉。他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次日被捕。这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革命军仅在突袭班加西的王室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1人被打死，15人受伤。

卡扎菲带人进入班加西广播电视大楼后，直接进到值班广播员室，要求广播员播送军乐曲。广播员惊恐不安，放了歌曲却不是进行曲。当卡扎菲要他为革命的第一篇声明录音时，广播员的语调显然惊慌失措。最终不得不由卡扎菲亲自读第一篇声明——实际上，这是卡扎菲仓促之中准备的，他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几个要点，其余是广播时临时加上去的。

青年军官卡扎菲

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沙漠中部，苏尔特以南50英里的阿布哈迪。他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贝都因人。卡扎菲的家庭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部族家庭，他有3个姐姐，全家都靠出租骆驼维持生计。

1951年，利比亚获得独立时，卡扎菲还在苏尔特一所小学读书，他是家族中能读、写、受过正规教育的第一人。卡扎菲学习很用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一周回家一次，来回都是徒步。那时的他一脸严肃、沉默寡言、虔诚笃信。因为是班里最大的学生，又是贝都因人，他常常被同学嘲笑。

14岁那年，卡扎菲到在利比亚中南部的一个小城塞卜哈读中学。塞卜哈可以说是卡扎菲革命生涯的起点。他在那里定期接触阿拉伯报纸与电台广播，特别是收听来自开罗的“阿拉伯之声”，里面传出的埃及领导人纳赛尔雄辩有力的讲话，深深地吸引了少年卡扎菲。

1952年，纳赛尔发动的革命，使埃及进入一个新时期。埃及的反帝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主张平等、社会主义的国内改革，受到中东地区民众的广泛欢迎，埃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尊重。纳赛尔的《革命哲学》成了除《古兰经》之外，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认识到“武力”的神奇，“殷切盼望着向敌人开火”。

另一方面，此时的卡扎菲已从一个封闭地区来的乡巴佬，成长为英气十足、初具个人魅力的少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围绕在卡扎菲身边，其中很多人成为他信赖的亲密助手，这大概是塞卜哈生活给他带来的另一个转变。卡扎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子，已成长为一位雄辩者。他经常站在公园的墙上对同伴慷慨陈词，以至于他的朋友有时要随身带着一把小凳子，以便能让他站在凳子上演讲。不久，卡扎菲便因组织政治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卡扎菲后来到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读书。这里，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上世纪60年代，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各种政治组织躁动不安、竞相争取支持的舞台。卡扎菲在米苏拉塔读书期间，也正是他政治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卡扎菲明显对政治人物感兴趣，他读了很多领袖人物比如林肯、凯末尔的传记，还看过孙中山的文集等。

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1963年，卡扎菲放弃了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历史专业，加入保卫国王的精锐部队——昔兰尼加卫队，进入利比亚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学院的英国教官洛上校，对这位持强烈反西方态度的青年军官印象不佳，评价说“他是我们最落后的学员”，“在班加西军事学院里，别人能做到的，他要花成倍的时间；98%的学员通过了考试，只有2%的学员没通过，他就是其中之一”。

奇怪的是，在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的第二年，1966年，他获得了去英国培训的机会。其间，他曾在波沃顿完成皇家空军中队信号教导员的课程——不过卡扎菲后来承认，他是靠欺骗手段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宣称自己是一名亲英人士，并声明英国军队是利比亚宝贵的财富。卡扎菲业余时间表现出来的兴趣主要是足球和阅读，其英国指导员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一个幽默、有趣味的军官，总是乐观向上，工作起来很努力，并且勤勤恳恳尽职尽责。”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