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又名《道德经》，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共八十一章，五千余字，为道家第一部经典，集中了道家思想的精粹，也是道家政治思想的源头。然而，老子到底是春秋末期任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还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却众说纷纭，难以结论。有学者认为此书奠基于老聃，总其成者为太史儋，或也有其他学者思想的渗入。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不同的人对《老子》部分章节的解释又各执一词，评价或肯定或否定，真是差之千里，莫衷一是。笔者读后的总体感觉是，老子是玄学的祖师，其思想神秘虚幻，既有闪光点，也常捣糨糊，而其建筑在反智主义基础上的极端愚民策略，以及为君主专制服务的统治权术，让人不寒而栗，对中国政治的负面影响绝不可低估。

《老子》将宇宙万物之源总结为一个“道”字，把“道”描述得神乎其神、隐晦玄虚，难以定义。崇尚“道法自然”，就是听任万物自由自在地运行，揩除世界上所有人为的痕迹。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强调“无为而无不治”；要求人们完全按照自然界的运作，被动无为地延续自己的生命。在当时，要求人们“无为”、“无欲”，回到极其原始朴素的社会中，其实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其“无为”思想针对当时横征暴敛的残酷统治，要求统治者清静无为，能让百姓有一个较为自由的生活空间，就是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调节社会的运作节奏，不以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控制、压迫人民。这一思想确实有它的高明之处，它应是促进社会发展有效的制度宗旨和前进方向。然而这种社会的进步与制度的出现，需要思想理论方面非常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也需要社会运作规范方面的配套提案和设计，就是对如何将政府的权力与作为压低到最小的程度，而将人民生活的自由度不断放大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认真细致的理论探索与制度实验，绝非是老子一句“道法自然”和要求退回到原始社会等简单论述所能释然的。因此，自然主义的“无为而治”只是乌托邦空想，它与“道”的隐晦玄虚相配合，把社会理想建筑在虚幻隐晦的思想基础之上。

《老子》要求统治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就是生育万物而不将万物据为己有，畜养百姓而不对百姓自恃有恩，领导下属而不对下属任意主宰。应该说，老子的主观愿望相当不错，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许多根本性的弊端：统治者将天下万物据为己有，自以为是人民的大救星，权力没有制约而常常为所欲为……但如何才能改正这些社会弊端，而使统治者靠近“玄德”般的要求，老子提不出半点应对措施，“无为而治”的理想也不允许他提出有关的思想与措施。老子没有认识到：首先必须改革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与财产王有制的观念与制度，才能逐渐将统治者畜养民众的观念改变为是民众养育着统治者的思维模式，在此思维逻辑的基础上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由是逐渐采取有效办法来制衡统治者的权力，这样才能使统治者逐渐靠近“玄德”……然而，由于社会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局限，不要说老子，中国古代所有的思想者几乎都不能产生这样的思维推理逻辑，无法产生权利观念及对统治权力进行制约的要求。

《老子》没有深入思考作为统治者的“政府”，它与社会、民众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而把国家、政府与人民生活完全对立起来认识，认为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人民就越贫穷；民间掌握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紊乱；乃至人民的智慧越多，邪气恶事就会风起云涌；法令规章订得越详细，强盗奸贼反而越多。为什么在中国，人们不能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国家与政府的体制，就是说，国家与政府应该是“公共权力”，它应由人们的契约而产生？而民间掌握的利器越多，对国家权力就越多一些制衡的力量；同样，人民的智慧越多，社会的进步也越快；法令规章订得越公正越详细，人民才越有安全感……老子只会在不改变君主统治的体制思维之下，追求虚拟的圣人统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玄幻境界，此类政治理想实在只是在缘木求鱼。

应该说，老子时而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揭露社会制度的弊病，抨击上层统治的腐朽，其立场值得后人赞赏。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制度弊端，老子开出的处方却相当缺乏政治智慧，如《二十一章》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是说大德之圣人能跟从道的指引。《七十七章》所谓：“孰能损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将“圣人”作为“道”的化身，宣扬圣人统治，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有道者”、“圣人”的出现及其“无为而治”之上，无疑是在麻醉人民、自欺欺人。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圣人”统治者，要百姓都对圣人统治抱有如此幻想，不管其用心如何，其结果就是愚民、忽悠百姓，乃至在为专制统治制造有关的理论依据。可以说，老子学说在政治法律方面讲不出多少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提不出什么有参考价值的举措，这说不清道不明的“道”更像是在玩一种虚幻空玄的文字游戏。乃至中国文化在讨论问题时经常使用模糊概念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在政治法律制度中的规范也同样隐晦玄妙，让人无法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与理解。总之，直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他的“道”到底算什么东西？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能起什么作用？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政治模式还建筑在反智主义的思维基础之上，由是提出一系列极端的愚民策略，要求民众无知而不争。认为提倡不尊尚贤能、不贵重珍品、不显露欲望，人民便会不争功名、不做盗贼、不乱心绪。圣人之治，使人们肚皮填饱而头脑简单、骨格强壮而志向懦弱，使人民永远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使聪明人不敢有所主张。如此按无为的原则办事，天下便没有不能治理的。或者说，老子的政治理想除了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外，还建筑在民众的低素质、低智能的基础之上。描绘了一幅极其愚昧可怕的社会蓝图，要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提出“民之难治，以其知之。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福”。是说在统治方法上不能依靠贤智者治国，要以愚治愚。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惇惇；其政察察，其民狯狯。”是说当政者越糊涂，老百姓越老实；当政者越明白，老百姓越狡猾。老子不但要求民众愚昧，同时也希望治国者糊涂，其理想社会几乎等同于一个白痴的国度。

在愚民的基础上，老子主张社会应倒退到较为原始的“小国寡民”时代。那时氏族人口稀少，不使用什么有效力的生活、生产工具，虽有船车，也不用去乘坐它；虽有兵器，也没有地方派用处。人们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非常满足于自己的衣、食、住及风俗，更由于害怕死亡而不向他处迁徙，邻邦相互可望，鸡犬之声相闻，人们老死都不相往来。实质上就是要人类回归单纯淳朴的动物界，从而使人类与动物混而为一。其思维逻辑与一般常识完全背道而驰，其社会理想无异于要求销毁人类文明，可以说，其心态是极不正常的。

不管老子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其著作中确有一些对君主统治权术的谋划和赞赏。比如“欲擒故纵”之类的手段，“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类的告诫。《五十六章》中谈到统治者对付知识者的各种办法，说要获得“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糊涂政治”局面，就需要对知识者塞其耳目、闭其嘴巴、挫其锐气，这样便能消解其纷扰，和谐其光耀，使其混同于低俗的尘世，以达到一种高低混同的奥妙境界。知识者不可以对他亲近，也不可以对他疏远；不可以使他获利，也不可以使他受害；不可以使他尊贵，也不可以使他卑贱。做到这些，统治者便是天下最尊贵者。其中对知识者掌控分寸的拿捏，确实非常到位。就是要终止他们之间的交往、堵塞他们对学问的探索、打击和挫去他们的锋芒，让他们只能混俗于尘世而无法发挥其才能……这些统治权术对专制君主而言绝对是金玉良言，或者说在这方面老子确实太有才了！怎么在数千年前就能总结出如此深刻而高妙有效的统治知识者的权术？致使中国的知识者很早就丧失了独立人格，许多人沦为专制君主的“智囊”，真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也应该看到老子思想也颇有一些火花在闪烁，耐人寻味。那就是贯穿全书对人们提出的“自然无为”、“虚静柔和”、“居上谦下”、“宽容俭朴”、“无名去利”、“功成身退”等行为要求。尽管我们前面批判了其中空想政治的实质，然而作为一种对统治集团的道德理想要求，有些方面却还是值得人们去赞赏、去玩味。如果说老子的这些思想仅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尤其是针对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而言，不可谓不重要，甚至有些方面还颇伟大，但作为一种政治思想，针对社会制度而言，就不免相当幼稚，其理想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总之，《老子》的政治思想虽然时而也会闪烁出一些耐人观赏的火花，但从总体上说，建立在一厢情愿的自然主义幻想之上，创建的是一座道德豪华的空中楼阁，其名为“道”的系统空想，几乎没有多少社会实践的价值，却从另一方面给专制统治者提供了一些愚民的权术，给平民百姓注射了几针令人昏昏的麻醉剂。老子的有关思想表现出相当消极、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在愚民方面走向了让人不可理喻的极端，在统治权术方面也设计出一些相当恶心的谋略，这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