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兰·斯通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并不显赫的一位。当然，说起来他也算历史的见证者。任司法部部长时，他任命胡佛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这是后来成为总统的胡佛政治生涯的重要台阶；做首席大法官时，他又主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任职仪式。

最广为人知的则是，他支持罗斯福“新政”，因此当时可谓顺应了美国的“民意”。罗斯福的新政法案意在解决经济危机和改善底层民生，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

不过，在当时的美国高等法院里，斯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异议者。

人们能回忆起来的关于大法官斯通的细节包括，他坚决反对女人读法学院；他喜欢让书记员陪着他散步；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少数派。

从刚进高等法院开始，每当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们意见有分歧时，斯通往往站在少数一边。因此，他的很多见解无法成为判例，而只能作为反对意见写进判词的附注里。

最极致的情况下，斯通成为9个大法官里唯一的异议者。1940年，美国法院受理了“高比迪斯案”。这一案件中，斯通所写的反对意见，成为他流传最广的几段文字之一。

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小学要求，学生们每天必须向国旗致敬，并宣读“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象征的共和国”这样的宣誓词。这既是遵守该州的法律要求，也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然而，一名12岁的女孩和一名10岁的男孩却不肯这么做。因为按照他们所在家庭的宗教信仰，偶像崇拜是令人反感的。学校经过努力劝说无效后，决定让两人离开学校。

家长起诉学校后，州法院判决孩子有权继续接受教育。但在最高法院里，学校胜诉了。其余8名大法官认定，爱国主义教育是没有错的，“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则当事人便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

惟一的异议者斯通，则在自己撰写的反对意见中表达了对强迫接受爱国主义的警惕。他并非反对爱国本身，但他反对这种强制性的爱国教育。在他看来，爱国情怀的培养有很多更好的办法，而不应该强迫孩子接受他们不相信的东西。

“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说。

斯通的异议态度，既包括各种社会案件，也包括对罗斯福新政的支持。当罗斯福在第一届总统任期中备受保守派大法官们困扰时，斯通是支持罗斯福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他当然不是为了顺应“民意”才这么做的。事实上，当时在高等法院的分歧，多数是由于对于宪法程序的理解不同而发生的。保守派大法官反对罗斯福有着十分坚实的立论基础：他们认为罗斯福涉及征税、保护劳工权利的一系列立法违反了宪法，因而应由高等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而斯通这样的少数派，也是在这一层面上讨论问题。他认为，最高法院应该明确自己何时进行审查的边界。

等到罗斯福终于获得优势，开始对最高法院施加一系列压力后，斯通终于成为多数派——先前的保守派大法官，有几位被迫改变了立场。

因此，在一份宣布新政没有违宪的判词下面，属于多数派的斯通终于为自己留下了一份并非代表反对意见的脚注。

这条被称为“第四号脚注”的意见，对美国最高法院影响深远，并且经常被人引用。斯通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态度，他既承认独立的司法体制在保护少数免受“多数的暴政”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又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克制，服从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因为这些是由民众选举的。只有当“多数暴政”的危险出现时，最高法院才应该依据宪法，否决民选政府和议会的判断。

此后，斯通在最高法院里可谓顺风顺水，一路做到了首席大法官。不过，斯通作为少数派所说过的一句话并未过时。在一次投票败北时，他说：“拥有有创造力的少数派，是民主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