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个任教多年的小学教师，属于一级教员，兼任学校会计，那么在民国十年以后，他的月工资会是125元，另有每月15元左右的“勤功俸”，加起来共有140元。在民国十年，银元在广州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60元，月薪140元则相当于现在月薪84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但是我们必须说明，在民国的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里面，一级教员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以民国十年的广州公立第二十国民小学为例，全校17名教师，没有一个是一级教员。

　　事实上，即使是薪水最低的九级教员，也比普通工人挣得多。民国十九年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调查所主持过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薪水大调查，在广州市区调查了199户工人家庭，平均每家有两个半人参加工作，全家人的月收入只有25元。而我们前面说过，民国十年调薪以后，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能领到30元薪水，一个小学教师比一家工人挣的还要多。

　　纵观整个民国，除了抗战胜利后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薪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那几年，教师的工资相对其他行业来讲都是比较高的。教师的工资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重视教育。

　　民国政府如何重视教育，相关文章已有不少，这里毋庸赘述，我想谈谈民国军阀是如何重视教育的。

　　伍

　　陈炯明劝学手段独特

　　先说粤系军阀陈炯明。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以广州为例，市政府本来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止民国九年，全市已有57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000人）读的还是私塾，而不是新式学校。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更加念得起新式学校。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十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里面的学生讲四书五经里没有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政府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柒

　　张作霖要求每个县总经费的40%用于办学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时称“县知事”），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