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树赋》是北周诗人庾信暮年所作，反映出对当时社会动乱的心有余悸，感伤遭遇。最后一句是千古名言：“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褚遂良为初唐楷书四大家之一，承前启后，学欧虞而能自化，影响了其后的李邕和颜真卿。褚遂良在唐楷中融合了隶书的古意和“二王”行书笔意，端庄凝重中见灵动飘逸，欧虞以来的严谨面目为之一变。

    唐贞观四年十月八日，35岁的褚遂良为时为权贵的燕国公抄写庾信《枯树赋》，共39行，476字。当时褚遂良只是个起居郎官，尚无书名，不知何故会专为燕国公作书？而且这篇抄写之作，竟使燕国公珍为宝藏，以致流传后世，成为其行书代表作。

    从整个唐代书法史来看，褚遂良《枯树赋》与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和欧阳询《卜奠帖》，处于同一水平和地位。

    《枯树赋》全为《兰亭》笔意，有魏晋风度，其中的“苦、集、临、风、月、吟、文、蹙”等字，可以与神龙本《兰亭》相比。笔触轻松，灵动多变，多见空中行笔，结构舒朗萧散，笔画瘦硬，结体少见唐人专尚结构的习气，殊为难得，堪称临学经典范本。对于《枯树赋帖》，宋代陈藻跋赞“褚登善书用隶法”,明王世贞称“掩映斐叠，相有好致”,明周天球言“整密秀润”,谓之“风流儒雅”,可能最为形象，字字灵秀，宛若翩翩君子。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一生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习颜而出已意之法，用笔奇肆率意，结体宽博开张，风格淳厚大气。

    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马宗霍《霎岳楼笔谈》赞：“松禅早岁由思白以窥襄阳；中年由南园以窥鲁公；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

    图一：从笔意方面来说，前后自然连贯，较为从容，不存在苟且之笔，笔墨晕化，特别有层次感，笔画粗细对比强烈。看来翁同龢对于《枯树赋》不止一次地临摹过，后来也确实找到了两件临作。三件皆为节临，心态、状态和情态各不相同，这是一个书家应变能力的体现。

    图二：颜字的成分更多一些，整体上更加严谨端庄，乃翁同龢惯常风格，名曰临，实为自写胸臆。

 

    图三：多了些米芾的笔法，更加老辣苍茫，不拘绳墨。三件各见风致。

    在现实中，很多书家却做不到这一点，在不同情况下临摹同一种碑帖，常常陷于一种“模式”,无疑很容易固化。翁同龢虽言学颜，得其雄放之姿，而舍其笔画厚重之形，融入米芾笔意，虽然纸面有界栏，但是行笔不为所拘。笔力沉郁，气度恢宏，纵横捭阖，别具雍容肃穆之致。翁氏晚年曾说“写大字，始悟万法不离回腕纳怀，此外皆歧途。”以临为创，或者说，已经不是单纯的临摹，只是借助这一段内容，做到意与古会。临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然行为，但必然要求中有一些偶得，两者决定了临摹的最终效果。

    翁同龢（1830-1904），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翁同龢为清代书法大家，一生以颜真卿为范，融入米芾笔意，凝重中见潇洒之意。

    ●小贴士

    1、建议选用兼毫“七紫三羊”,更能表现笔画劲健的风格特点，加上浓墨，显得精神抖擞。

    2、褚遂良和颜真卿虽然看起来风格差异巨大，实际上有内在关联，颜是学褚的，早期学得很像。学书法不但要了解某个书家成熟期风格特征，也要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书家的前后期发展脉络。

    3.书家风格一旦走向成熟，临摹起来就自动寻找自己所想要的，从而在风格上不拘于原帖，貌离神合。但一件碑帖如果反复临，一定要注重临摹出不同的感觉，做到一吋有一吋之态，而不是简单地抄帖，要努力把个人不同的感觉最大可能地发掘出来。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