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世事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京城北京，寒意正浓，但全国各地的举人仍然络绎不绝，来到这里参加三年一次选拔进士的会试。
起于1894年8月的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每位举子的心头都笼罩着阴云。4月的一天，京城到处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由清廷主和派首领慈禧太后派往日本求和的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群情激愤，立即进行请愿活动。
4月30日与5月2日这两天，各省应试举人在北京松筠庵--明代着名爱国志士杨继盛故居集会，决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推康有为起草。康有为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了一篇一万余言的奏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四项主张。上奏皇帝的万言书写好后，有十六省的应试举人603名在上面签了名。由于当时称入京会试的举人所乘坐的政府提供的车辆为“公车”,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为“公车上书”.
在公车上书活动中，1895年甘肃举人积极参与，奔走呼号，十分活跃。他们参加了松筠庵的集会，和大家一起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联名请愿书，在书上署名的甘肃举人多达61名。人数之多仅次于广西（99人）、贵州（95人）、广东（86人）、四川（71人），位居第五。除在联合请愿书上签名外，还有76名甘肃举人联名写了《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准备送交都察院请求代为呈递。后来，他们听说条约已批准，事情已经无法挽救，只好把已写好的呈文搁置了下来。尽管如此，甘肃举人忧围忧民的爱国情操还是令世人刮目相看。
其实，早在这前一年，一位来自甘肃秦安的文人已经给甘肃争了光。这个人就是被时人称为“陇上铁汉”的安维峻。当时正在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任上的安维峻为了民族危亡，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站出来，与主和投降派当权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连夜上呈有关甲午战争的奏疏41份。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传说李鸿章勾结太监李莲英，鼓动慈禧太后明谕光绪帝议和。安维峻“闻之义愤填膺，痛不可忍”.他连夜草奏疏，“迨缮真，夜已二鼓矣。即呼正阳门人，趋上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请诛李鸿章疏》。在疏文中，安维峻公开斥责慈禧太后干预朝政，历陈李鸿章和倭卖国之种种事实。慈禧太后闻后勃然大怒，光绪皇帝虽心地善良，但无法挽救。他害怕慈禧太后借此兴起大狱，即以“肆口妄言，毫无忌惮”为他开脱，将他谪发张家口效力赎罪，才免遭一死。
安维峻上书尽管失败了，但他刚直不阿，敢于同最高统治者斗争的勇敢精神与正义行动，却博得了士大夫和百姓的广泛同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特制“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名动京师的侠义之士大刀王五亲自保镖，甘肃赴京会试举人侯乙青、李于锴亲自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此情此景，令世人慨叹不已：“可见公道在人心，晓峰于此不朽矣。”
在被贬的第二年，安维峻仍作诗以明心志，表达了他坚持爱国正义的立场，决不改变，诗云：
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
他生犹谏官，衮阙吾其补。
在被贬后的第三年，他在《与李叔坚书》中写道：“和倭以来，于今三年矣。此三年中，不以卧薪尝胆、整军经武为毁约之计，而皇皇焉剥取中国膏血以豢敌，何颠倒以至于此！东三省已奉送俄人矣，欧洲诸大国环而伺之，直欲瓜分中土而后快，未审将来何以应之？罪臣已矣！一经放归，即取道雁门西旋。”这段慷慨激昂、声情悲壮的文字，百年之后读之仍鼓舞人心，“陇上铁汉”的形象俨然如在眼前。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批甘肃举人的呈文。
《请废<马关条约>呈文》的起草者就是“陇上铁汉”安维峻的朋友，当时正在京城应试的甘肃武威籍爱国志士李于锴（这份呈文的手稿和缮写本均由李于锴先生的次子李鼎文先生送交甘肃省博物馆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保存。）这份“呈文”对李鸿章签订的卖国条约表示了坚决反对，其中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反对赔款；第二，反对割地；第三，反对日本在中国建厂。爱国忧民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甘肃61名举人联名上书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很明显受到了安维峻的影响。李于锴在北京应试时与安维峻来往密切，他不仅从安维峻那里借阅《海国图志》与《瀛寰志》，关注甲午战争，而且还代安维峻拟过奏疏稿。安维峻被贬后，他不仅亲自送到张家口，而且以诗相赠，其《送安晓峰先生出塞》诗写道：
一疏真看动帝阍，
除来薄笨即都门。
敢言宫寝即臣戆，
得戍穷边是国恩。
马角梦回榆塞冷，
豸冠心识紫良尊。
短衣此去无多路，
环赐行颁丹诏温。
这首诗艺术地概括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歌颂了安维峻除奸抗敌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二人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在安维峻被流放后，一人一直书信未断，互诉爱国衷情。可见，“公车上书”前后，甘肃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爱国群体出现在京城的，其为世人刮目相看，实属必然。甘肃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因为这不屈不挠的抗争而永载史册。据《百年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