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脚步步入当下,游走在多种文艺表现形式之间的人们发现,原来可以“零距离”观赏的话剧,竟是电影、电视无可替代的享受。于是,曾经远离剧场的人们又渐渐回到了剧场。话剧观众的热情正在悄然升温,新疆话剧你准备好了吗?
90后体验《大巴扎》
2012年11月9日傍晚,位于自治区博物馆西侧的新话剧院灯火辉煌。
就在头一天,乌鲁木齐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比往日冷了许多,可剧院内外却正聚集着人们的热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开车的、搭车的、坐公车的、步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剧院涌来。大家赶来观看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大巴扎》。
记者是带着20岁的儿子大壮一起去的。出生在新疆的大壮,还从来没有看过话剧。其实,记者这也是继小时候跟大人看了《于无声处》之后第二次看话剧。时隔30余年,新疆话剧会有怎样的变化?
来之前,听说《大巴扎》已经演到了第86场,在北京的演出也是好评如潮。也曾拟想:北京是语言表演艺术的发祥地,那里有根深蒂固的受众基础,但在一向以“歌舞之乡”著称的新疆可以吗?
晚上九点整,演出正式开始。大幕拉开,展现在眼前的那些人和景,正是我们熟悉的二道桥。亲切感油然而生,掌声随即响起。随着演出继续,观众的掌声此起彼伏。记者发现,儿子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鼓掌、哈哈大笑。
演员谢幕的时候,观众站起来鼓掌喝彩,台上台下暖意融融。走出剧院,大壮仍兴奋地沉浸在话剧的情节里,并总结:“还行!看电影和看电视剧时,可没人陪着一起鼓掌叫好啊!”
新疆艺术剧院副院长话剧团团长戈弋对记者讲述了一段类似的亲历:“一次,我们的话剧《吴登云》巡演,很多单位都以包场形式来看演出。那是在库尔勒,演出时间就要到了,我在剧院大门口看到两个20来岁的小伙子,俩人一见面就发牢骚,抱怨单位逼着他们来看话剧,不来就要受处罚,他们商量着等点完名就开溜!演出开始后,我特别注意这两个小伙子,本想他们会中途退场,可这两个小伙子却一直看到了散场。他们告诉我,原本以为话剧就是枯燥的说教,但这个戏很好看也很感人。”
戈弋团长说,这个“升温”来之不易,他们已经在“冰冷”中期盼了很久。
时代的一面镜子
1956年,新疆话剧团由新疆军区文工团话剧团的一批转业人员而成立;1959年,向全国招收了第一批学员;1964年,新疆话剧团分来了一批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系、舞台美术设计系的大学生;随后,70、80、90年代又分别招收了四批学员和演职人员,共同组成了新疆话剧团的基本队伍。
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韩子勇充分肯定了话剧的社会作用:“话剧是发生在舞台上的、立体的、‘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语言艺术。话剧直指现实,推波助澜,追随时代的脚步播撒新思想的火种,在舞台艺术中还有社会的‘猛志’和‘大勇’。这样的品格,这样的‘血缘’和‘出身’,是最为宝贵的个性和传统。”
记者在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建团至今上演剧目的一览表里清晰地看到,新疆话剧团自1956年推出第一台引进剧本《家务事》起至2009年的原创《大巴扎》止,在56年期间,共编排演出大小剧目170多个。所演出剧目中,一部分是本团编剧的原创剧目,一部分是内地省市及外国优秀话剧作品,所有作品都反映着特有历史时期的语境,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情感的一面镜子。
话剧的几番沉浮
从上演剧目一览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疆话剧在近60年间的脚步,及其折射出的历史背景。
1957年至1960年,剧团一年排演的剧目高达10个以上,至1966年文革前,每年也均在5个以上,这是一段空前绝后的丰产季节:1958年的《火焰山下红旗飘》、《红旗牧歌》、1959年的《步步跟着毛主席》、1960年的《腾云驾跨天山》、1961年的《塞外风云》、《火焰山的怒吼》、1963年的《冰山来客》、1964年的《天山红花》都是这个时期的原创剧目,同时还排演了《日出》、《青春之歌》、《绞刑架上的报告》、《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甲午海战》、《冰山来客》、《焦裕禄》、《雷锋》等“拿来”的优秀剧目。这一时期,创作人员、演职人员和观众的热情都达到了顶峰,时任中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的包尔汉·沙希迪都曾在这个时期热情执笔撰写了《火焰山的怒吼》话剧剧本。
1967年至1973年间,“八个样板戏”统领了舞台,话剧人的创作思想被束缚,此间作品极少。1974年的《扬帆万里》算是这个时期凤毛麟角的原创剧目,而“拿来”的《不平静的海滨》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剧目,其内容也打着深深的说教烙印。
1976年,中国迎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需要呐喊、需要控诉、需要述说,“猛志”和“大勇”的话剧一马当先。“伤痕文学”为话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金振家、王景愚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白桦的《曙光》、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赵国庆的《救救她》等剧目成为各地话剧团的首选,新疆话剧团也成功地将这些优秀剧目搬上了舞台。
犹如度过了漫长的寒冬,新疆话剧开始复苏。1977年至1985年,新疆话剧团再次出现了一年排演六七个剧目的盛况。据介绍,当时除了新疆话剧团、新疆军区话剧团两个底子比较厚实的专业团队外,其他行业的文艺团体也组织了相应的话剧演出队,出现了话剧遍地开花,几家团队同时上演同一剧目的盛况。
寂寞中的冷思考
身为导演的戈弋团长说:“这种情绪宣泄了几年之后,我们发现了自身发展的短板,那就是要想保持地方话剧团队的活力,还得有自己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本子。因为话剧最大的魅力就是把身边人和身边事演出来,只有亲切了,才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演员和观众的情绪互动,才是话剧的坚守之本。”
于是,在随后的20年间,《林基路》、《阿尔泰新娘》、《华夏之子》、《金瓯记》、《热瓦甫与小伊克》、《世纪夜》、《解忧》、《远方的塔林》等展现新疆人的身边人和身边事的作品相继出台。但话剧再一次“遇冷”的状况还是出现了。
“这20年我们走得很艰难,可以说是经历了内忧外患:电影、电视业的腾飞、多种文化娱乐形式的出现,使话剧观众遭遇严重分流;还有人们思想的转变,对以往文学作品中的高、大、全形象及对话剧的说教式演出模式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加之剧本创作也进入到了市场领域,和电影电视剧本相比较,话剧创作要求更高,但收入却最低,于是一些作者失去了话剧创作的热情和信心,一时出现了剧本青黄不的窘况。”戈弋分析。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