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六十一名举人联名上书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很明显受到了安维峻的影响。李于锴在北京应试时与安维峻来往密切，他不仅从安维峻那里借阅《海国图志》与《瀛寰志》，关注甲午战争，而且还代安维峻拟过奏疏稿。安维峻被贬后，他不仅亲自送到张家口，而且以诗相赠，其《送安晓峰先生出塞》诗写道：

　　一疏真看动帝阍，

　　除来薄笨即都门。

　　敢言宫寝即臣戆，

　　得戍穷边是国恩。

　　马角梦回榆塞冷，

　　豸冠心识紫良尊。

　　短衣此去无多路，

　　环赐行颁丹诏温。

　　这首诗艺术地概括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歌颂了安维峻除奸抗敌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二人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在安维峻被流放后，一人一直书信未断，互诉爱国衷情。可见，“公车上书”前后，甘肃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爱国群体出现在京城的，其为世人刮目相看，实属必然。甘肃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因为这不屈不挠的抗争而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