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它西起新疆南部，连接西藏北部，向东绵延到青海东部，全长２５００余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

　　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它的大跨度高海拔，它的雪山冰川，它的险境魔幻，它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于是，一切神话故事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

　　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柴达木盆地北沿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以及湖西北的祁连余脉，无疑是昆仑神话借以发生和衍化的中枢地带。在许多专家的研究材料和传说性的遗迹里，这里都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区域。

　　昆仑神话

　　在远古土著先民的想像中，昆仑山是作为男神而存在，西海即青海湖是作为女神而存在，昆仑为阳，西海为阴，阴阳结合，天地归一。于是，对昆仑和西海的顶礼膜拜就成了远古先民们的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后来，当中原文化逐渐进入青藏高原，原始的男神女神观念便衍化成新的神话传说，昆仑山被说成是轩辕黄帝的九重宫阙，而西海则被说成是西王圣母的聚仙瑶池——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的雏形开始出现了。

　　中国古老的文化典籍《山海经》，是一部被正统儒家文化视为荒诞不经的怪异之书，但正是在这部诞生于先秦时代的古代奇书中，保存了上古时代许多美丽的神话和怪异的传闻。同时，它还是一部集地理、历史、民俗、生物、矿山和医药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在《山海经》里，第一次出现了西王母和昆仑山的记载，第一次出现了黄帝战蚩尤、升驾于昆仑之宫的传说，第一次出现了大禹治水，导河积石的甜美故事。在随后出现的先秦古籍《淮南子》、《穆天子传》里，这种以昆仑为地域载体的神话传说便愈加系统化和具象化了。

　　在昆仑神话体系里，包括了许许多多广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女娲造人和炼石补天，以及黄帝创世，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造父驭车，穆王西游，蟠桃盛会等。其中影响最大，并值得认真研究的当数西王母。西王圣母和轩辕黄帝构成了昆仑神话的轴心。

　　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强烈的主观色彩，便是它的基本特征。它想像奇特，立意诡谲，真假杂糅，光怪陆离。它排斥逻辑和逻辑求证，崇尚荒诞和荒诞辐射。然而，神话的永恒魅力和永久价值也正在这里，因为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和现实。

　　昆仑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创造神话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相互铺垫，互为反衬又相映生辉，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把自然人格化，又用夸张的人格力量征服自然，创造世界的神奇想像力。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某些真实轨迹。

　　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中，盘古天王作为中国式的创世神，他一出世就被“混沌不分”的宇宙包围着，于是，他依靠自己的神力坚定顽强地站立起来，毫不妥协、毫不松懈，年复一年，终于使天地分开，乾坤清朗。最后他又抡起大斧，左劈右砍，一直到宇宙廓清日月悬空为止。盘古的传说，表现了远古先民对宇宙形成的主观认识，从人类思维之剑去探索创世奥秘这个意义来说，它的出现无疑是对蒙昧时代的伟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和黄帝创世的故事，在昆仑神话的演变中渐渐地混为一体，融为一统。盘古是想像和虚拟的人物，而轩辕黄帝却是中国人公认的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这种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杂糅的现象，至少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萌芽。

　　在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和女娲炼石补天这两个互为依存的故事里，透露了远古先民对中华版图西高东低这样一种地貌特征的认识。传说共工和颛顼都是黄帝之后，他们为争夺天下展开厮杀，结果共工战败，一怒之下便以头颅猛撞昆仑，硬是把昆仑山撞出一个大大的缺口，造成了黄河万里决昆仑浩浩荡荡直奔东南的场面。于是“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随后，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寻要溯源，我们将会发现，共工在这里代表了人格化的黄河之水，他也就是中国后世民间祭祀的水神。而女娲补天的传说，无疑表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同时，对于天地的大胆改造，则无疑显示了古人对抵御自然灾害的期冀和盼望。在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黄土依恋与黄河情结，感觉到古代先民对生殖的崇拜以及对繁衍后的期望——因为那是一个生存与繁衍都十分艰难的时代。同时，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只能是母系氏族的时代——因为女娲作为女神造人，是把男性的参与排除在外的。

　　如果说，昆仑神话中的创世神话是和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它的创造神话则是和开拓与交往联系在一起。在这里，神力的超常是在于人为的基础，瑰丽的想像是基于创造的动力，神与人的差别渐渐地缩小了。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嫦娥其所以能腾飞上月，却是因为她偷吃了西王母送给她丈夫后羿的仙药。然而，真的升上月亮之后，她却丧失了原有的幸福，所谓“嫦娥应悔偷灵丹，碧海青天夜夜心”。无边的寂寞使她既怀念人间更怀念丈夫，思凡与怀俗，使神从感情上还原为人了。

　　至于“穆王命造父驭车，乘八骏西巡昆仑，会西王母，乐而忘返”的故事，则更加具有了人间的气息。周穆王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是西周王朝的第五代君主，西巡昆仑也确有其事。那么，他在昆仑山瑶池边会见的西王母，究竟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人呢？

　　在《山海经》里，西王母是一个人面人形，却又虎头豹尾的神人，而在《穆天子传》里，她却又还原为一位雍容华贵的一代女王。这种角色与形象的转换，至少表现了西王母不同寻常的神秘和魅力。传说中，西王母是昆仑山的主神，她既能主宰人间祸福，又操有长生不老之药，她“蓬发、戴胜、善啸”——俨然一位女王兼歌后舞后的三栖角色。

　　其实，只要我们从远古原始部落都具有图腾崇拜这一现象出发，就不难剥离笼罩在西王母身上的种种神秘道具。《山海经》里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既然其状如人，为什么又会虎齿豹尾呢？很明显，在一个盛行女巫除害的母系社会里，虎齿豹尾的服饰道具当然最具有威慑的神力。这种虎齿豹尾的图腾崇拜，恰恰反映了西王母时代的文化特征。

　　我们说西王母的原形是人而不是神，但我们却毫不否认被神化以后的西王母的文化意义。正是由于神话所具有的想像、夸张与变形，才赋予了西王母这位罕见的昆仑女神以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古代中国人，由于受到交通工具、测量仪器和科学视野的局限，他们对昆仑山的认识只能是模糊的，大范围的，从而富于想像的色彩。其实，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地理与心理的双重界定，昆仑的博大、神秘与永恒，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才为中国人世世代代所崇拜与向往。

　　可以肯定的是，从青海湖周围一直到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昆仑山中段，包括了在今青海省版图的大部分地区，是古代昆仑文化无可争议的发祥地。而诞生在这一神秘地域的声名远播的人物西王母，则无疑地奠定了昆仑神话的人文基础。

　　西王母，这位三千年前羌族处于母系社会阶段的女性代表，正是在这碧草连天、牛羊成群的地方，与乘马西来的穆天子进行了那一次让后人猜想不已的历史性会面。而与这一次历史性会面相对应的文化背景，便是河湟地区斑斓的彩陶文明；考古发掘已证明，在这段历史期间和以前，河湟地区的彩陶流成了河。

　　让人们感到回味无穷的是，在一些最为珍贵的彩陶绘画里，明显地有着西王母时代虎头豹尾服饰的影子。如果上溯更远，我们便会发现，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其文化之根和发展之路也都和西王圣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轩辕黄帝与蚩尤决战的关键时刻，正是由于西王母的鼎力相助，轩辕黄帝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了。远古时代的真切画面被时空的渺茫和传说的想像弄成了斑斓迷离的神话。于是，王母瑶池、蟠桃盛会、天上人间、玉皇大帝——一整套具有东方色彩的昆仑神话体系就这样完成了！毫无疑问，在中国古籍《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以及《西游记》里，这种神话体系得到了最为具象的全面展示。

　　无疑，西王母和轩辕黄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西王母既是一个女王又是一个部落国家的名字，由于她的代代相传的缘由，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从轩辕黄帝到尧帝舜帝到周穆王等中原帝王都与西王母有幸会面的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中海拔最高的内陆盆地。昆仑山脉雄亘于南，阿尔金山脉突兀于北，祁连山脉蜿蜒于东北，盆地内气候极度干旱。在柴达木盆地的山地和丘陵区的许多山间谷地，形成小块绿洲，如马海、香日德、察汗乌苏等地。戈壁主要分布在格尔木以西，及冷湖、茫崖等地，地势平坦，戈壁中间有小块沙漠。平原分布在大柴旦、都兰、乌兰以及西部的乌图美仁、尕斯库勒湖一带。

　　柴达木盆地坦荡宽广，一望无际，是主要的草原牧场和农业区。盆地中部湖泊众多，以咸水湖、盐湖占绝大多数。盆地的东南部和东部的盆地和谷地是一个重要的农业新垦区，春小麦亩产曾创全国最高纪录。柴达木盆地素有祖国的“聚宝盆”之称。新兴的城镇也随之兴起，格尔木市、德令哈、冷湖、茫崖，既是工矿业开采中心，也是新兴的文化、交通中心。

　　历史上，吐谷浑的统治腹地白兰——就是现今的柴达木盆地。传说中的西王母古国也大致位于这里。

　　一场战争的佐证

　　（接上期）大非川，唐代史书上留下的古地名，现在属于塘格木农场与大河坝之间的上百平方公里的切吉原野。这片距离青海省会西宁约260余公里的地方，在公元7世纪时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恶战。据《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七月戊子，薛仁贵及吐蕃战于大非川，败绩”。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吐蕃军队以突袭方式灭掉了已立国300年而与唐帝国有邦属关系的吐谷浑。

　　那一场战争到底怎么个打法，史书录之极简略，而民间传说却极详。总之是吐蕃以40万大军以逸待劳，相形之下只有10万之众的唐军千里跋涉，且指挥失控，其败绩从一开始似乎已命中注定了。

　　吐蕃方何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啸聚起40万大军？40万大军，其中的骑军至少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更多。这么庞大的军队当然不是吐蕃全国兵力的全部。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还有三四处需要重兵防守的边境要塞，一是四川的松潘，二是河西走廊一线，三是与中亚交界的帕米尔高原。当然，藏王的都城拉萨（唐时名逻些）也必驻守有重兵。如此算来，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握有雄兵百万。百万军队首先和数百万的战马相辅相成，然后是支撑这支庞大军队的国力、财力、民力，还有必须成龙配套的武器库、辎重车辆等等。这里透露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吐蕃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绝对要比现在好得多。而作为青藏脊梁的昆仑山脉，至少在公元7世纪以前是一个植被葱茏、乔灌葳蕤的所在。不然就无法解释这一方地球上的高地何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这在昆仑腹地今都兰县境内的吐谷浑墓葬群挖掘中就会得到证明。都兰县现属青海省海西州管辖，其墓葬群规模宏大，遗物丰富，许多文物堪称国家级的绝品。这片墓葬的发掘不但揭开了一个立国300年的古国之谜，而且对青藏腹地的地理地貌变迁提供了明确的佐证。

　　历史上的吐谷浑

　　吐谷浑原属辽东鲜卑族的一支。据《晋书·四夷传》载：“吐谷浑，慕容隗之庶长兄也……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当时，中原的隋王朝还未建立，西南的吐蕃还未崛起，西海至柴达木盆地的大片草原之上，古羌人的聚合力已逐渐消解零落，于是，西迁的吐谷浑终于找到了新的繁衍生存之地。300年之后，吐谷浑王国的名字不但重重地镌刻在了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史书之上，就连被传为名篇的唐诗绝句中，亦有关于吐谷浑的句子：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诗句在表层意义上传达的是对于唐军战役胜利的欣喜，骨子里的另一层意思却是对于吐谷浑兵强马壮不断寇边的担忧。因为诗中第三句已明确点到此役的位置是在洮河北，属陇古唐朝内地，距吐谷浑的地盘少说也在千里之外。以唐帝国的赫赫威名，竟要受到这么一个邦属小国的欺负，足见当时的吐谷浑绝对具有轻骑数万，且常具远途奔袭威胁唐朝安全的能力。

　　好在此时坐在大唐皇位上的是一代明主李世民，他以赫赫国威作后盾，对边远少数民族王国采取了联姻和亲的怀柔政策，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王诺曷钵，大约就是在双方几次军事磨擦之后的产物。就连古今传为佳话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也是在松赞干布武力犯境又遭唐军回击以后的产物。

　　吐谷浑亡国的表层原因是吐蕃王朝背信弃义的铁骑突袭，其深层原因却是国势在陡涨之后的陡落。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吐谷浑的统治腹地白兰——也就是现今的柴达木盆地发生了严重的生态退化，山原植被减少，内陆淡水河大量干涸，如此便导致畜牧业与农业的相对萎缩。但吐谷浑故地的前期富庶却是无疑的。据《隋书·炀帝记》载：“五年三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王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甲申宴群臣于金山之上。”隋炀帝的西巡也是对着吐谷浑的，其主要的方式是耀武扬威，而他的数万大军却在与吐谷浑临界的拔延山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围猎，其直接目的当然是集资军需。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围猎，竟得珍禽异兽无数。接下来便犒劳三军，对吐谷浑的追击作战。显然，吐谷浑被打败了，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南山深处（即现在的果洛阿尼玛卿雪山一线）。

　　吐谷浑故地

　　与西王母石室

　　依旧是吐谷浑的故地，再上溯两千年，却卓然存在着一个羌人部落王国——西王母国。与西王母国当时的繁盛遥相对应的中原王朝，便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800年辉煌的周王期。

　　我径直驱车驰向被称为古昆仑的天峻县关角日吉沟，由被称为青藏公路咽喉的茶卡折而北上，在长约40余公里两山夹道的长沟里曲折穿行。沟势渐见开阔，视野豁然开朗，开阔处的尽头却又是两山收拢只留一缺口。这一圈长沟中央形成了天然大草滩，是外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处绝妙所在，而更为绝妙的是，在这状近葫芦肚的草滩中间，竟兀然突出一座石山，石山高约25米左右，嶙嶙峋峋恰像是从天外飞来的仙山。当地人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西王母石室。

　　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西王母居昆仑，穴处”的记载，但“穴处”到底是何种含义，实在让人迷惑。这里石室的确存在，且天造地设，但是否曾为西王母居所，实难定论。

　　石山嶙峋却浑然，整体姿态坐东向西。西壁洞开一门，全无人工痕迹，高约3米，宽约2米许。沿洞而入，洞内空间陡然延伸扩大，呈椭圆不甚规则状。石室由主洞、前主洞和后主洞、左右两侧偏洞配套组成，石灰岩石壁虽不甚平整，反而衬托出一种天然野趣。粗略算来，主洞偏洞的总面积大约在130平米左右。再绕山观看，见小山背后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流韵含情，似在诉说着远古的故事和传闻。再登高远望，权衡脚下，但见平地起石峰，峰下有奇洞，鬼斧神工，天下绝境。

　　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拥戴方式，而崇拜到极致，便会产生神化。无疑，西王母是中国古籍最早被神化了的一个真实人物。《山海经》中说：“虎齿豹尾，蓬发戴胜。”但虎齿豹尾只不过是西王母的面具图腾，就像中华民族至今还崇拜龙一样。西王母是古羌族首领，羌人崇拜虎豹，这是民间公认的事实。

　　《穆天子传》中说：“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歌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在这里，颇有神异色彩的西王母还原成她的本来面目：天生丽质，雍容华贵，风雅唱和，气韵迷人。

　　而与她对唱的周天子，其言其调，也不失为一个有帝王风范的可信形象。难怪在传为信史的《史记·赵世家》中，司马迁断言：“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以周天子之尊，姬妾中美女如云，但他却被远在镐京以西两千里之外的邦国女王迷住了，西王母的风度才情该是何等样的超群卓然！由此可以断言，西王母不仅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是一个集歌舞绝技于一身的年轻女王。由她治理的西王母之邦，也无疑是一个山川秀美、物产丰饶、民众安乐且仁义亲和的友好王国。

　　《山海经》颇多神怪，有一定神话色彩。而《穆天子传》叙事真切，极富人情味，所以后世有许多学者疑其为小说一类。但中国古代文学史表明，直到唐代才有传奇出现，先秦时代是断不可产生以杜撰创作为主体的小说作品的。对于《穆天子传》，我们尽可以把它当作史实记录来解读，大致是不虚的。

　　黄帝是古今中国人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的名号本身就具有神圣性。然而，对于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从古到今的争论似乎也没有中断过；司马迁的《史记》当然是把他作为真实人物立传的，但《山海经》却是把他作为神来演绎的。至于在中国的老百姓中间，世世代代都把他作为真实的老祖宗来祭祀。

　　陕西黄陵县的桥山下，至今在苍松翠柏中簇拥着一座巨大的陵墓，那就是每年都要接待无数祭拜者的黄帝陵。然而，据说那陵墓中并不存在黄帝的遗骨，守陵者说是衣冠冢。既是衣冠冢，那就生出了一个问题：黄帝的遗骨到底埋在什么地方？或者说，黄帝作为历史人物，到底存不存在？

　　近代兴起的实证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坐标，一大堆历史上的疑难问题或众说纷纭的事实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证明和澄清。但是，考古发掘不能够也不可能都被我们幸运地找到；另一个更为要命的前提是，文明早期时段的许多重要史实并没有遗迹可寻，也当然没有相当准确的文字记载。而传说与神话的产生时代，正好是将要产生文字，但仍然未能产生出文字的时代。如果说，仅仅因为考古发掘不能证明黄帝的存在而彻底否定《史记》的记载，那我们就会在苍茫的云空里看见我们所景仰的西王母。

　　问题又回到该怎样看待神话与传说了。

　　孔子评说轩辕黄帝

　　（接上期）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位以治学严谨，“不语怪力乱神”著称的文化大师孔子，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对中国古代神话作出科学的定位并作出系统的研究，但他在涉及到黄帝的传说掌故时，却能够采取一种至今看来仍不失理智谨慎的态度，他的判断也充满了智慧。当时一名叫宰我的学徒曾求教于孔子，他说，我曾听人说过，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到底是人还是神？以至于他竟能存在三百年吗？

　　孔子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便手捋银髯从容回答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巧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也请教关于黄帝的问题，他问：古人传言黄帝有四张脸，这话可信吗？

　　孔子回答说，黄帝任用了四个能够充分理解自己意见的辅臣，让他们分别治理四方。这样，不必等黄帝考虑问题，他们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事情办好了，所以古人便以此传说黄帝有四张脸（《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孔子到底是孔子，大师毕竟是大师，两个颇为怪异的难题竟被他稍为剖析便迎刃而解，且回答得入情在理，让人佩服。不妨可以认为这回答含有明确的唯物主义成分，实在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后来者汗颜愧作。

　　遗憾的是，孔子对同样传闻于民间的西王母未作任何评断，这大约与西王母偏处一隅，并不是正宗的华夏人文始祖有关吧！或者说，孔子因为在观念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女性的歧视，所以他就不屑于对那个远在天边的部落女王加以关注。无论如何，孔子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把这个牵动着中国历史神经的西王母给疏忽了，后人只能摇头唏嘘而已。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

　　就像地球人类的出现只能从地球生命的发展史中去探寻，而不能用天外来客去解释一样，生活在昆仑山中的西王母以及她的古羌人部落也只能从遗失在山野中的史前废墟去获得理解。

　　好在我们毕竟有了洞穿历史的诸多利器，那就是：现代考古学、生物遗传学、现代神话学等等。

　　人猿相揖别，约在200万年以前或许更远一些。无疑，在人与猿告别的漫长岁月里，自下而上环境的巨大变迁提供了人类的强迫性前提，而为生存强化了的必要劳动使最初的人类手脚分家，接下来便是石器的打磨与火的运用。渐渐地，人类实现了从原人到智人的进化。现代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就人的生物遗传本能讲，20万年前的智人跟我们今天的人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存欲望、求偶欲望、征服欲望、毁坏欲望和创造欲望这几种最基本的欲望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人去推断古代人。我确信，在我们周围每天都可以看到稚气未脱的孩童身上，更能准确地推测和想象我们远古先民的喜怒哀乐与音容步态。一句话，除了生活的舒适程度和知识的积累程度跟我们无法类比外，其他方面大约是一个样子了。

　　这种类比当然会让习惯于藐视古人的我们感到些许扫兴；但同时，它却为我们去理解古人提供了最切近的参照。昆仑山是我国两条最著名的大河——长江与黄河的发源地，也是古代羌人最主要的活动地区。诞生于先秦时期甚至更早许多年代的昆仑文化、昆仑神话，其孕育生成演变的主要载体无疑就在昆仑山。但昆仑南侧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线，发现了十万年前的人类遗物——多种形状的旧石器。在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地区，同样发现了更为先进的打磨石器。人类跨昆仑南北的活动脚步，十万年以前就在踢踏作响了。那声音空阔而清亮，带给远古的昆仑以一种最初的生命激情。

　　沿着苍莽昆仑漫长的脊线信步向北，穿越柴达木盆地的平坦旷野，再到青海湖碧草如茵的环湖草原，再到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两岸，古羌人的脚步由稀疏到密集，由稍见蹒跚到日显坚强，终于，他们完成了一次辉煌的文化跨越——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一次又一次把古羌人推向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前台。特别是出土于马家窑的舞蹈纹彩陶盆一下子就把我们与西王母时代的距离拉近了。

　　这是一个研究青海历史有巨大价值的彩陶盆具，其质地和造型倒也平常，浑似一个粗糙的放大了的农家大碗，且圆弧度不甚规范。

　　奇的却是它那密布于盆内壁的彩纹图像：三组五个拉手同舞的女子，姿态真朴、动感悠然，且每人的服饰下摆均呈一逼真的尾巴状，这给舞女的生动姿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内容。人们会问，舞女有尾，且以为美，这是不是一种更遥远的猿尾情结呢？无论如何，这一特殊的舞女服饰，传递给我们今人的是一种明确真实的远古信息。

　　答案似乎就藏在《山海经》里对西王母形象的描述上。《大荒西经》里说：“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在《西次三经》里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细加推敲，我们便会引文中明确如下几点：

　　一、西王母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兽。

　　二、西王母蓬发飘飘，善于打扮，精通唱歌和舞蹈，很受尊敬与崇拜。

　　三、戴胜即佩戴玉器饰物，说明当时对玉的利用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也说明爱美是人特别是女性的天性（而兽是不会对玉器发生兴趣的，更没有利用玉器的能力）。

　　四、西王母用虎齿豹尾的装饰强化自己的威严，带有某种图腾示范的性质，其目的是威慑镇服，显示权威。且有秉上天旨意为人间降妖灭灾的象征意味。

　　在这四条里，最能传达西王母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当然莫过于“虎齿豹尾”了。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虎齿豹尾”的传说，使从古到今的许多学者疑窦丛生：西王母者，人耶？神耶？兽耶？抑或半人半兽耶？幸好，马家窑发掘的这一舞蹈纹彩陶盆终于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西王母的那个时代，的确存在着一种渗透于生活各方面的对于虎豹的崇拜与模仿——而崇拜到极致，就产生了对西王母“虎齿豹尾”的代代相传。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当他知道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他当然就明白何以会发生的原因。马家窑舞蹈纹彩陶盆既已被认定为五千年前的文物，这正好与初始的西王母时代吻合，也正好与虎豹崇拜的原始社会相吻合。

　　西王母与轩辕黄帝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它最早出发的地方，即作为历史人物的西王母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又有什么真确可信的遗骨或遗址可供证明？毋庸讳言，截至目前对西王母的推断，似乎仍停留在传说或神话阶段。如果硬要把神话传说中的某些部分解释为历史，那么，实证性的考古不就显得多余了吗？反过来，如果把一切历史都须用考古来验证，那么，对于那一段神话时代就该统统视之为虚无吗？

　　看来，这是一个悖论，是一个铜钱的两面。

　　我要大声质问的是，既然我们无法准确地找到轩辕黄帝的遗骨，那为什么一定要以确定无疑的历史遗存来验证西王母的存在呢？还是让我们来求助于理论的推断吧！

　　我们都承认，原始社会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母系氏族部落到父系氏族部落，由部落战争到部落联盟，渐渐地，部落联盟发展到了国家的阶段。而国家，这个集管理、服务、强迫为一体的政权制度形式的出现，无疑宣告了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终结。

　　中国的文明史是从形成国家政权的夏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则被称为传说史。就这一点而言，世界各国的情形大致不差。

　　最早的国家政权形式的出现，即奴隶制、封建制的王权与皇权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可以找到夏商周的都城遗址，找到秦皇汉武的陵墓的原因；巨大的王权陵墓既表现着文明，也包含着血腥，陪葬品中既有宝物财富，更有殉葬奴隶。

　　但作为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的轩辕黄帝呢，他是民选的服务者、管理者，他的子女也没有世袭特权。当然了，他死后也无须修建陵墓。

　　作为父系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尚且如此，更何况作为偏处昆仑一隅的母系部落首领西王母呢？需要郑重指出的是，陕西桥山上的黄帝陵显然只是华夏子孙们为纪念其功绩而堆聚的一个象征性的物体。至于西王母呢，她的遗迹就只有几个传说中的天然山洞了。然而，还是这两个传说中的人物，却渐渐地由人变为神，再由神变为仙。一个成了玉皇，另一个成了王母，一个被尊为人文始祖，另一个被尊为华夏母亲，五千年的赞誉和崇拜使他们名垂宇宙，功昭日月。这和自建了集奢华与罪恶为一体的巨大陵墓的秦皇汉武相比，和他们的毁誉两极的历史评价相比，不值得人们去深思吗？有一句话说得好：公者万年，私者一时。对中华文明源头的这两位人物，我们当作如是观。

　　乐都柳湾墓地

　　柳湾墓地是我国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原始社会墓地。它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特别是甘青地区原始社会物质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墓地位于湟水北畔乐都县柳湾村一带，西距县城碾伯镇十七公里。墓地总面积为十一万平方米。发掘的主要收获：发现了原始社会不同文化类型的墓葬一千五百座，出土文物约三万多件。这批墓地葬按文化性质的不同，可分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与辛店文化等，并以马厂类型的为主。墓葬内的随葬品多种多样，既有石制的斧、锛、凿、刀等生产工具，又在造型或装饰方法上各具特点，尤其是在陶容器上表现最为突出。如半山类型的主要是彩陶壶、彩陶盆等，马厂类型的陶器以彩陶壶与器形较大的彩陶瓮为主，齐家文化陶器的种类增多，除先前常见的陶碗与陶壶等外，还出现不少新的造型别致的器物，如器壁附有两个耳的安佛拉罐、腹壁有折棱的高领双耳罐等。总之，柳湾墓地不论从墓地的规模，还是出土物的丰硕，都是过去所罕见的。

　　荒野上的石器

　　（接上期）我对埋藏在昆仑山中的废墟更是存有一种命定的欣赏。而这种欣赏使我一次次地走进荒原，走进大漠，走进雪域峡谷和环湖草原。

　　在长江上游的沱沱河沿，可可西里荒野上，劲烈的漠风从遥远的雪山脊线上吹过来，年复一年地扫荡和切割着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在巨大的灰褐色的背景上，偶尔跑过来几只喝水的黄羊。更远的崖岸上……然而，就在这海拔4300米的荒原上，竟然采集到十余件远古先民的打制石器。质地坚硬的石核，两端匀称的石棒，锋刃分明的石片。考古学家推断说，这些先民遗物属旧石器时代，距今至少在三万年以前。

　　一幅遥远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了：荒野衰草，秋风凄厉，数十个青壮原始人正在围猎一群闯入他们包围圈的黄羊和野狐。一阵阵呐喊声中，石核石棒石片纷纷砸向猎物，黄羊惊窜奔突，野狐腾挪闪跳，原始人穷追不舍，打磨得颇具杀伤力的石器不断地从他们挥动的手臂间掷出。终于，十余只黄羊野狐被击中了，原始人一拥而上，狩猎的胜利激溅起一阵阵震撼云天的大笑。更远处的河岸岩洞里，女人们已燃起柴火，可人的肉香将弥漫这一片属于他们的河谷。

　　有理由相信，这一群生活在青藏腹地昆仑山中的原始人类，他们的遗物存留只是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个点。在更大的范围内，三万年以前的古人类到处都在活动着，他们以狩猎为主，那些随处可遇的野生动物为他们提供着取之不竭的食物来源，他们的武器就是那些经过打磨的石头。

　　我的脚步沿昆仑向北。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我们又有了一次惊喜的发现：在高出小柴旦湖面10余米的古湖滨水砾层中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这真是一个原始石器的宝库，先后挖掘出的100余件保存完好的石器，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原始人类的生活场景。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锤打器、雕刻器——石头被赋予了多种人为的形状，每一种形状都明显地带有主观意图。石器的制造因目的不同有了更高层次的分类，其用途指向具备了战略与战术的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铁器时代的犁和耙、矛和盾、剑和戟，甚至锤和钻的运用思想，远在三万年以前就孕育在旧石器与新石器的转生代了。而柴达木盆地的原始人类，则和华北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古人类，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共同弹奏了一曲音韵相近的人类技术进化曲。

　　人类起源于何处

　　谁说古昆仑属无人区呢？

　　我们曾无数次地陷入过主观臆断的误区。

　　我要去寻找古昆仑人的定居遗存——因为定居意味着原始文明的新跨越，一种脱离了野兽般漫野奔逐的自为阶段。

　　在黄河上游的拉乙亥，即现今的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其出土文物之丰富，其表现古人类生存状态之详具，均让人感慨不已。其中最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是一套颇具工艺水平的谷物加工研磨石器——石器为石槽和石饼两个部分，石槽呈长方形凹面，石饼呈半球状，皆结实、玲珑、实用。古代先民用此具研磨谷物，至少说明了采集性农业的出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黄河上游地区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古籍传说中的神农氏，说到底只是对于古代先民在各地发现并种植谷物的一种神话式的概括——就像中国的文字绝不是仓颉一个人发明的一样，中国的农业创造也绝不会是一个神农氏的功劳。

　　令人惊异的是，拉乙亥遗址不仅发现了谷物研磨器，还发现了加工精细的骨锥和骨针。而30多座灶坑的遗迹以及相伴的大量动物骨骼，无疑证明这一地区已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的定居时期——就人类聚居生存的规模方式而言，拉乙亥和黄河中游的西安半坡遗址，同领了六千年前古人类生存状态的习俗风骚。

　　就地球的经纬度而言，人类到底起源于何处？人类是不是只具有一个族源，多少年来似乎难以定论。先是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近几年被亚洲之说猛烈冲击，过几年或许又会冒出拉美说或北美说。其实，这只是种以一概全的经验之谈。鉴古知今，以今推古，我们不妨可以大胆地认为，凡是在古大陆任何一处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都有可能是最初地球人类的诞生地——人类绝不会只有一个族源。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昆仑山吧！

　　昆仑山中的历史废墟，层层叠叠，叠化出一幅从上古到近代的文明进化史和消亡史。

　　彩陶流成了河的地方

　　我的脚步终于移到了柳湾。

　　这是一个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遗址。

　　这是一个被著名作家兼考古学者称为“彩陶流成了河”的地方。

　　在这块位于湟水谷地黄金地段的台地上，一次性就出土了各种陶器13000余件。而尤为今人叹为观止的是，这陶器中的大部分竟是绘有各种美丽图案的彩陶，以至于有专家惊呼说，中国的美术史，其上古时期的辉煌部分，非青海的柳湾莫属了！

　　柳湾的彩陶当然是震撼人心的，其古朴、其典雅、其斑斓、其众多，都足以让每一个造访它的人心魄驰动，无限向往。

　　柳湾人无疑是远古人类中优秀的一支。

　　柳湾人的聚居创造和艺术创造同等辉煌。

　　柳湾遗址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远古先民村落。他们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简洁而实用。房内有煮饭的灶，房屋周围有储藏必备食物的窖穴——这种在窖穴之上构筑盖顶的居屋形式，追根溯源可以说是土木结构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始祖。

　　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彩陶上。

　　无疑，柳湾彩陶的文化意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破译。

　　一个让现代人困惑不解的难题是，在这些彩陶的底部或腹部绘制的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这些符号多达139种之多，其中最常见的有“+”、“-”、“x”、“l”、“○”、“≠”等等。

　　这些符号是为了区别彩陶的作者吗？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远古的符号竟然还以它形式的完美而活在中国的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系统中，当然，它们的意义却不大可能等同。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符号具备记事的功能，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种。

　　古人记事的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诞生，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由含混到明晰，其间包容了无数人的创造和劳动，也记录着数不清的故事和传说。柳湾彩陶上的文字符号为研究文字的产生提供了最为珍贵的资料，因为它的存在比殷墟甲骨文早了一千五百年以上。

　　在柳湾彩陶中，除了美术图案、文字符号以外，最能引起当代人的兴趣并发人深思的是一尊绘有完整裸体人像图案的彩陶。就目前为止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尊彩绘大约是我国已知年代最为久远的裸体彩塑。在这尊彩塑中，人的裸体轮廓分明，而性器官特别突出。

　　是古人的生殖崇拜吗？

　　是古人的性知识启蒙吗？

　　无疑，这种性崇拜的图形在更早的阴山岩画中已有表现。在昆仑山、柴达木盆地的古岩画中亦有发现——性崇拜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然而，这一尊出土于柳湾的彩绘裸体人像，她的特别之处却是：性器官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是一个阴阳合璧的亦男亦女的裸体彩塑。

　　真正的难题出现了！

　　古人用这尊裸像要说明什么或昭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少岩画中的性崇拜既有男性性器官的夸张展示，亦有女性性器官的夸张展示。就一般意义而言，女性性器官的夸张展示是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而男性性器官的展示则无疑是父系氏族时代的产物。当然，交叉展现的情况也存在，但性器官的分别展现都是明白无误的。

　　那么，这一尊阴阳合璧的性器官展示到底昭示着什么意义呢？

　　从年代上推算，再由柳湾墓坑中不少一男一女的墓葬格局来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柳湾人的时代正处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那么，一夫一妻的配偶制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了。

　　裸体阴阳合一彩绘在有意无意间向后人表达了它的文化分野，即父系社会的出现。

　　然而，真正的难题又出现了，假如地处湟水谷地的柳湾人这时候已过渡到父系社会，那何以解释西王母的存在呢？西王母无疑是母系社会的明确代表，她立国于昆仑山中，从最初的西王母到最后的西王母，她的部落国家至少存在2000余年。

　　或许我们会说，五千年前的初始西王母国只存在于青海湖以西的昆仑山中，而柳湾却是湟水谷地，它们原本还不在一个范畴之内。

　　或许我们会重新认定，柳湾的裸体人像彩塑并不能说明父系社会的确立，它的意义大约是另有所指，我们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或许我们应当说，创造柳湾文化的群体和创造昆仑文化的西王母群体原本就是两回事，混淆完全是人为的误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