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图像一只雄鸡，240多年前，锡伯族人从“鸡头”——也就是故乡沈阳出发，徒步西迁万里，穿越外蒙古来到雄鸡的尾部——祖国西北边陲伊犁河畔一个叫做察布查尔的地方。
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这群勇敢的锡伯族人担负起保家卫国、固守边防的神圣职责。
240多年后，一个叫关蕴科的锡伯族后人沿着祖先当年的迁徙路线，重走了5000公里的“西迁之路”。
锡伯族人
关蕴科是标准的锡伯族人，１９５３年，他出生在辽宁开源的锡伯族村子里，和族里的男孩子一样，成天穿着锡伯族的服装东跑西窜。
弓箭在锡伯族人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小伙子向姑娘求爱，要以高超的射箭技艺博得姑娘的芳心。如果姑娘看中了哪个小伙子，就主动同他一道拉弓射箭，以此沟通情感，结为良缘。
按锡伯族的习惯，如果生了男孩，父辈要给他添一把小弓和一支小箭，并用红丝绳悬挂在门口，祝愿孩子长大后弓马娴熟，成为能骑善射的好汉。据说，锡伯族男孩子在过１０岁生日那天，父亲会送他一把用榆木、牛筋做的硬弓。
但关蕴科没有收到父亲的礼物，他在８岁那年离开村子随父母远去哈尔滨。
１９７８年，关蕴科考上了辽宁大学物理系，随后被分配到香港招商局工作，他开始向一个“城市人”转变。
锡伯族人对礼仪方面有一些禁忌，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媳妇不能与公公同桌用餐、也不能同坐，递刀给别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
但在外地奋斗的时候，这些习惯都不再重要。
关蕴科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外面闯荡，很少回到原来的村子。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最后连锡伯语都不会说了，身上也难见到锡伯族的生活习惯。三十多年来，繁杂的城市生活已经将关蕴科包容进去，他现在的身份是Ａ１国家队运营总监。
关蕴科身上的锡伯族印记已经很淡了。
但是关蕴科毕竟是个地地道道的锡伯族，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锡伯族后人的血。他说锡伯族的老乡见了面，光看面孔就能辨认出来，自然而然就感觉很亲切。那种感觉无法言表，也难用科学的原理解释清楚。在北京有１０００多锡伯人，彼此都认识，至少听说过对方。
中国的锡伯族人口不多，只有十万余人。却奇怪的分居中国版图的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五万多人分布在东北等地，还近四万人在新疆，其中两万多人聚居在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
这样奇怪的分布是源于２４０多年前的“西迁”，这像烙印一样留在每个锡伯族人的记忆中。
“西迁”的烙印
在１６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原本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到了１８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１０１８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３２７５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
皇帝的圣旨上说，６０年后方可返回故土。这等于说，西迁的锡伯族人在有生之年已经无望回乡。
圣旨无法抗拒，勇敢的锡伯族人踏上了伟大的征途。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１７６４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在此后的２４０多年，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将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
据材料记载，锡伯人在西迁时“战马在嘶鸣，旌旗在摇动，马车在等候，尘土在弥漫，牛羊也在奔跑……一队一队的人马在移动，夹杂着男女老幼的呼喊声，男的金盔铠甲，整齐划一地竖拿着枪刀，剑鞘在腰，弓箭在背，排成长长的几列队伍，面向西方，目光里闪烁出一种悲壮和坚毅”。
关蕴科对记者说：“锡伯族人敬仰天神，崇拜山鹰，能骑擅射，强壮骠悍，过着自给自足狂放不羁的生活。当接到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让他们西迁的命令时，这些族人并没有背井离乡的哀叹，而是充满了建立功勋的雄心。我相信是命运给了锡伯族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西迁成为锡伯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丰碑。”
到达伊犁后，锡伯族大军不但没有落下一个妇女、小孩，人口反而增加到５０５０人。一年之中出生了３５０个婴儿，还有沿途加入进来不少人。
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当初锡伯族人并没有选择路况好的内地路线，而是执意要从蒙古草原穿越。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长达１００００里的漫长征途，穿越戈壁和没有人烟的荒漠，锡伯族人竟然走出一片生机。
关蕴科也感到费解，早在１９９５年他就想重走祖先的西迁之路，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祖先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的跋涉，又如何让艰苦的旅程充满了生机。
直到今年的６月３日（农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载歌载舞共庆祝西迁节的时候，关蕴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和翻译、向导、司机组成了一个团队从沈阳出发，踏上了重走西迁路的旅程。
此时，正是蒙古高原的夏季。
草原上布满了沙漠植物，酷热的高原季风将空气中最后的湿润带走，沿途４００公里看不到一个人，十几个小时车窗外都没有看到绿色。沙砾、沙丘，一望无垠，没一点生命迹象。
向西一万里
关蕴科所到的第一站是乌兰巴托。两百年前，这里还不是大城市，锡伯族西迁时是沿着克鲁伦河流域进入蒙古草原的。
在乌兰巴托政府广场，面对大会堂和成吉斯汗雕像，关蕴科展开了西迁纪念条幅，以表达锡伯族人对蒙古民族的尊敬。
这里山谷郁郁葱葱，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
关蕴科访问了当地的老人，他们对当年锡伯族西迁还有记忆。
第二站是温都尔汗。关蕴科说，温都尔汗很小，中国内地的很多乡镇都比温都尔汗大。
这里天亮得很早，差不多三四点就大亮了。关蕴科一行开始出发去克鲁伦河。当天中午，关蕴科一行来到克鲁伦河畔。２４０多年前，西迁的锡伯族人就是起程出章武门，走克鲁伦路和蒙古路，往乌里亚苏台、科布多，越科齐斯山，最后到达伊犁的。
如今，这条大河还是那么宁静，河水之清可见底，两岸水草萋萋。关蕴科照着地图查看，锡伯族西迁时很长的路线是安排在河边行走的，他说，这是一条给他祖先智慧和希望的河。
沿着克鲁伦河，锡伯族的先民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关蕴科在一路就发现了很多中国的痕迹：乌里雅苏台图书馆是清代的中式木房子；市街心广场上还有“青龙桥”三个汉字；一个蒙古人家里还有一个明代的香炉。
西迁不仅是锡伯族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迁徙的历史。与锡伯族一起西迁新疆伊犁地区的还有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但完整意义上有确切记载的只有锡伯族。
锡伯族的性格
关蕴科感慨地说：“当我真正地从东到西经历了一番漫长时间的万里路途时，感慨万千。我们开着越野车都行进艰难，两百四十年前呢，万里迢迢中，迁徙的军队由于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还要携带大量的家眷和粮草，所以大多是靠骑马、坐牛车前进。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面前是月球一样荒凉凄冷的戈壁滩，是终年冰雪覆盖阴沉着脸的天山大坂，是死一般寂静而又无边无际的大沙漠。”
一路走来，当年西迁的主要路线都是依山旁水，水草丰茂的草原湖泊，这在很大程度上给西迁的锡伯官兵给予一定的补给。关蕴科说，能够西迁成功和其他民族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蒙古行走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帮助根本是寸步难行，一路上的大漠草原随时会让人迷路。
而关蕴科也经历了孤独和寂寞的考验，他经常是一个人驾驶着越野车十几个小时，周围是无人的荒漠。但关蕴科觉得，自己和祖先一样，性格中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不管大事小事都喜欢较真。
３０多天的行程结束后，面对前来迎接的察布查尔县副县长关桂珍、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焦建成等人，关蕴科看起来很激动。
不是锡伯族人是很难理解这种民族感情的，即便是关蕴科的夫人，对他的举动也感到不解，而女儿却为父亲感到自豪。关蕴科说，女儿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学的是人类学，这是他帮着选的。
关蕴科说：“我女儿是锡伯族的姑娘，性格也很固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