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薪资问题的第25号提案也很简短。

　　案由：统一规定工作人员薪资小米(或面粉)价格案。

　　理由：目前各地工作人员(供给制干部在内)的薪资小米价格，参差不齐。譬如兰州的粮食价格在西北各地中较低，而日用品价格较高，因此一个每月20袋面粉的教授在兰州只能拿到30万元左右(在西安可以拿到60、70万元)，很难维持一家的生活，因而情绪低落，也因为受到粮价较低的影响，伙食标准也无形降低。

　　办法：(1)工作人员的薪资按当地折实单位牌价计算。或(2)以各大行政区为单位规定统一的薪资计算价格。譬如西北大行政区以西安的粮价作为计算薪资的标准。

　　在现在人的眼光看来，这个提案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一个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省长，为何在政协大会上提出仅仅与普通工作人员日常生活有关的提案呢?但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尚未恢复，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波动剧烈。为了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人民政府于1949年首先在天津采取了折实的办法：以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价格总和作为折实单位。规定一个折实单位包含的实物为：面粉1市斤、玉米面1市斤和布1尺，按前5天平均价格为标准计算。随后折实办法推行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实物标准各地互不相同。这个办法对安定人民生活、吸收游资和筹集建设资金起到一定的作用。从1949年实行折实办法后，由各地人民银行按当地折实单位所含实物的市价计算。

　　甘肃刚解放时，经济一片萧条，工业落后，商业凋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艰难。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粮食不够，为了充饥，当地百姓只好往粮食里掺油渣。邓宝珊在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向中央请示调拨粮食。同时他还发现，即使是由国家给发薪水的人，工资水平也很低。加上当时甘肃投机倒把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维持生活同样困难，这一问题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到工作情绪和效率。

　　邓宝珊认为，甘肃正值需要大力发展、建设的时期，要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兴修水利、修建铁路、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诸多领域都需要人才。所以，薪资问题不仅是个人待遇问题，也关系到经济文化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安定。因此，必须要解决甘肃在薪资中存在的问题。他在提案中提出的两个薪资计算方法，第一种按经济情况较接近的行政区域划分，可以使薪资的地区差距缩小，第二种方法按当时各地的物价行情变化来确定薪资水平，这样折实单位包括了几种生活必需品，而非一种粮食，可以把粮食价格和日用品价格加以综合考虑。特别是第二种方法，比较符合当时甘肃地区物价水平与薪资挂钩的需要，使薪资的构成更趋于合理。

　　邓宝珊主持甘肃省政府工作期间，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深知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工作特别关心，对发展农业、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不但提出新的设想，而且常到现场具体指导;他极力促成甘肃工业的发展，许多大项目，如天兰铁路、兰新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钢公司等的开工上马，他都大力支持。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关心大中小学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结交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挚友。在工作中，他注意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共事中，他尊重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与历届省委领导都相处融洽，工作协调。在任的十多年间，邓宝珊为甘肃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宝珊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民革中央第三、四届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第一、二、三届主委。“文革”期间，邓宝珊受到了冲击。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在这场浩劫中，已是古稀之年的邓宝珊时刻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于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