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３６枚，是７０年代发现的较为完整的简册之一。此简册是一起关于经济犯罪的诉讼案件，为我们了解汉代的刑狱诉讼程序和公文程式提供了较好的素材。该简册的主要内容是：建武三年甲渠候粟君向居延县告劾寇恩欠债，居延县将原告的劾书转到了寇恩所在的乡，由专管刑狱的乡啬夫验治被告寇恩，十二月三日，乡啬夫根据寇恩的供辞写成爱书，认为寇恩不欠粟君的债。但粟君认为寇恩的供辞与实际情况不符，遂又向其上级（府）再次告劾这一事件，上级令居延县“更详验问治决”。于是，居延县又令乡啬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复核。十二月十六日，乡啬夫第二次验治寇恩，寇又申诉原辞，乡啬夫便将寇的供词再次写成爰书，于十二月十九日上报居延县，并坚持原来的结论，即寇恩不欠粟君的债。居延县收到乡啬夫的报告后，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写移甲渠候官，并将乡啬夫报居延县的公文和十二月十六日爰书一起抄附上报。后来，甲渠候官将此文书与十二月三日爱书一起存档，并标其卷为“建武三年十二月候栗君所责寇恩事”。

　　第二，《塞上烽火品约》册，该简册共１７枚，其中除两枚下半段有火烧痕迹外，其余的都完整，该简册无纪年，根据出土时的共存物及地层关系综合分析，似应为新莽时或东汉初遗物，从其内容来看，是当时边塞烽燧的执行条例。

　　《塞上烽火品约》是甲渠、殄北和三十井塞的示警联防条令。北三塞均属汉居延都尉府，地处肩水都尉防区之北，是汉代防御匈奴的主要障塞，因此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烽火条例。如《品约》规定，一塞被匈奴入侵，其余两塞“和如品”。由于殄北塞地处三塞之北，是防御匈奴的第一防线，因此，无论匈奴人“昼入”或“夜入”，都要按品约规定的示警信号“举烽”、“燔薪”，“以次”传递到三十井塞上，而三十井、甲渠塞要“燔举如故”，直达居延都尉府。若匈奴人进犯三十井塞或甲渠塞的话，按照《塞上烽火品约》的规定，也要传递其他两塞，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机动的三塞联防单位，便于统一指挥，互相救援。丞、尉、吏甚至县田官都有“示警”、“言府”之责，其目的是能及时将敌情报告都尉府。由此可见，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是比较严密完善的，《品约》的要求具体，协同性高，切实可行，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

　　第三，《永始三年诏书》册，共１５枚简，是西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１４年）七月戊辰日所下诏书及批转诏书的行文，内中又包含八月戊戌日丞相府的“补充”律令。该简册的内容可分为六部分：第１、２枚简为“奏”，第３枚简为“制可”，第４－９枚简是诏书本文，第１０、１１枚简是下行文书，第１２枚简为“重令”文书，第１３－１５枚简为再下移文书。两汉时期的诏书，大部分都是由奏、本文和下行文书三部分组成的，《史记》、《汉书》在摘引诏书时，常常删其首尾，仅选录本文，从而使后人无法窥见诏书之全貌。《永始三年诏书》简册的发现，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永始三年诏书》册的奏文为：“丞相方进、御史臣光昧死言明诏哀安元，臣方进、御史臣光言，往秋郡被霜，冬无大雪，不利宿麦……请除贷钱它物律。……”该奏文于“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戊辰”“制可”，即七月二十一日正式批准执行，“七月庚午”（七月二十四日）诏书开始下移，经过整整一个月之后，即“八月戊戌”（八月二十二日），由于“长安男子李黎、索辅等，自言古租”办法遭到破坏，“又闻三辅豪黠吏，比复出贷，史重质不止，疑郡国亦然”，涉及面较广，因此，才又决定“重令”，将原定仅下到“郡太守”一级的诏书，扩大范围，要求“遍悬亭显处”，直达基层，“令吏民皆知之”，这就是“重令”文书的缘由和目的。自“戊戌重令”将诏书全文下达到亭燧这一基层组织后，经过了两个月时间，于十月己亥（十月二十四日）诏书才到达张掖太守府。十一月四日到肩水都尉府，十一月六日下达到肩水候官，然后遍布各亭燧。这一中央文书，从批准颁布到传达到西北边郡的普遍吏民，其间共经历了三个半月的时间，这对我们了解当时文书的传递速度，并由此推算传递方式，是一件非常宝贵的资料。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