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的设置，还和交通路线相组合，或沿路设置，或沿江河设置。如庾阐《杨都赋》注云：“以炬置于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宋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云：“候道，伺候边书警急之道也，今沿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也。”

　　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九年，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烽口、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建文元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地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可见作为报警用的烽火台，在明初仍是北部边疆的重要军事设施，以防北边塞外蒙古贵族的入侵。明代府县志书中，也都详列本邑之烽火台。《清史稿·兵志》：“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 ，“咸、同朝……边堠尽废，……左宗棠平定新疆……其常设卡伦，严申旧制，边烽少息矣”。由此可知直至清代后期，北边仍用烽堠。时至今日，这些烟墩痕迹仍所在多有，许多现代地名多因之而得。如胶东半岛著名海滨城市烟台市，又如兰州市东有“拱星墩”，西有“土门墩”；天水市东有“七里墩”，西有“十里台”；武都县城东南有“烟台山”（现转呼“砚台山”），西有“烟墩沟”（现转呼“烟洞沟），此两地均有古烽燧痕迹，考古部门鉴定均建于宋代。

　　陇南原是古氐羌民族世居地。西汉武帝建武都郡后，这里就成了中央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势力的边境地区。由于毗邻甘青草原，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入居陇南，与当地土著居民氐、羌及汉族杂居共处，民族成份比较复杂。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为陇南古代社会一个大特点。民族斗争。集中反映在陇南各少数民族反抗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起义与暴动上。民族起义和掠夺，历代均有发生，只是规模和范围大小不同。总的情况是，在汉代和北朝后期、元代及明清时期比较突出、激烈一些。

　　据陇南地方史志记载，汉武帝建武都郡（治今西和县南洛峪，古称“骆谷”）后，西汉时，氐羌族有5次大的起义。东汉时氐、羌族起义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共计14次。北朝后期的70年中，氐羌族起义13次，多次打败官兵，有时还夺取地方政权。元朝，土番（氐羌族后裔）、西番（吐蕃族后裔）大的起义7次，均被朝廷镇压。明代，较大的民族起义和暴动达37次，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羌戎反，岷州卫指挥使马烨率步骑2万直抵迭部讨之，今宕昌县上堠子村梓潼文昌帝君庙石碑就是记述这次战役史料的。在此期间，发生在阶州境内的起义有：公元1485年，阶州赵家坪、苟李坪、青石山等番族暴动，公元1531年阶州黄鹿坝番民暴乱，公元1575年，土番叱力咂犯阶州。

　　清朝有：公元1596年10月，阶州杀贼桥土番反，被官军镇压；公元1679年，阶州西南各寨番民暴乱，阶州游击吴掇桂统官兵由烽火岭入攻，遂被平定。公元1880年（光绪六年）阶州瓜子沟番民哈力·古旦巴等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陕甘总督左宗棠遣道员刘 、总兵沈玉遂、王仁和等率大军镇压。这是明清以来陇南番民起义影响最大的一次。

　　古代武都郡（阶州）治所，自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置武都镇，治仙陵山东坻龙岗（今武都县城关旧城山），辖武都郡（治武都县石门乡）、武阶郡（治武都县桔柑乡大岸庙）始，武都成为当地的政治、军事中心。隋、唐沿用旧治，只是治所曾设置于兰皋（今康县大南峪）和福津（今武都县桔柑乡大岸庙）。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阶州治所又由福津移坻龙岗。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州治迁柳树城（今武都县角弓乡柳城村）。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降州为县，治所迁回坻龙岗。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又升阶县为阶州，州治移砖城（今武都县城关）。清沿明治，直用至今。

　　为了防御西边少数民族的起义暴动和侵袭，自南北朝时设置在武都的汉族地方政权，沿白龙江西行置建了许多侦敌和报警的堠子和烽火台。就武都县境内，自县城东南的砚台山（与城池相望）烽燧台起，有葛条坪烽燧台、大堡子烽燧台、桑家梁烽燧台（属城郊乡）、烟洞沟烽燧台、马入崖烽燧台（属锦屏乡）、水洞梁烽燧台（属角弓乡，与下堠子相邻），西接宕昌县鹿川烽燧台（属沙湾乡，与下堠子相邻）。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