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离不开音乐，古丝绸之路给中国音乐带来的影响很大。诸如琵琶、箜篌、筚篥、胡笳、胡角、胡笛等都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
琵琶，马背民族最喜欢的乐器
《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
琵琶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人发明的。东传西域龟兹后，再传中原。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条称：“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但有学者认为《释名》对琵琶得名的解释并不一定正确，古梵语称琵琶为“Bharbhu”,读音与“琵琶”十分相近，或应源于此。琵琶因出胡中，中原人又称之为“胡琴”,所谓“对牛弹琴”之琴，其实是指琵琶。
早期汉语将琵琶写作“批把”、“枇杷”、“鞞婆”.那么，为何又写作“琵琶”?魏晋时，文人间流行弹琵琶，所以取“琴”、“瑟”等乐器之字形和“批”、“把”之读音，创造出了新字“琵”和“琶”,为这种乐器定名。
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擅弹琵琶，在南京东晋古墓中发现的多个砖印“竹林七贤”壁画，阮咸都是“弹琵琶”形象，后人干脆用“阮咸”或“阮”来代指琵琶，琵琶别称“阮咸”就是这么来的。
琵琶有直颈与曲颈和四弦与五弦之分。其中的直颈琵琶，一说是在中国本土乐器鼗（俗称“拨浪鼓”的长柄摇鼓）发展起来的，由秦朝时修北方长城的役夫所发明，故俗称“秦汉子”,阮咸弹的就是直颈“秦汉子”,又称“秦琵琶”.另据西晋傅玄《琵琶赋》，汉武帝遣乌孙公主刘细君和亲，远嫁乌孙国王，为让她在道上不寂寞，令乐工“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这种乐器可称“汉琵琶”.
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的是曲颈琵琶。唐杜佑《通典·乐四》“丝”条称：“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曲颈琵琶是马背民族最喜欢的乐器，俗称“胡琵琶”,因为最早从西域龟兹国传入，又称“龟兹琵琶”,因适合骑行时弹奏，成为古丝绸之路沿途最受欢迎的乐器之一，唐朝边塞诗人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称：“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表现力丰富，弹奏方式简单，很快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到隋唐时，琵琶成为当时燕乐乐队中最主要的乐器，产生了一批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琵琶独奏曲，如《凉州》、《薄媚》等。
当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以弹琵琶为时尚，军人也把弹琵琶当成一种寄托。唐朝诗人王翰的名作《凉州词》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明朝诗人王世懋《华夷呼市》诗更形象：“大漠高空寂建牙，两军相见醉琵琶。天闲苜蓿多羌种，胡女胭脂尽汉家。”
琵琶能在隋唐时兴起，与帝王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北齐幼主高恒就酷爱弹琵琶，据《北齐书·幼主纪》：“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人们还送给他一个“无愁天子”的外号。隋文帝杨坚未当皇帝前也爱弹琵琶，《隋书·音乐志下》记载：“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隋文帝还能写琵琶演奏词曲，他最得意其中抒发夫妻情的《地厚》、《天高》二首，称帝后定为“房内曲”,令女音乐人演唱。
箜篌，汉魏流行的时尚乐器
《隋书》：“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
箜篌，也是从古丝绸之路传来的乐器。《隋书·音乐志下》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箜篌有竖箜篌和卧箜篌及弓形箜篌之分，隋书中所说的“竖头箜篌”就是竖箜篌，是由波斯传入西域，再传中原的，故古人称为“胡箜篌”.《通典》记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而两手齐奏，俗谓‘擘箜篌'.”
“卧箜篌”则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乐器。箜篌初时写作“坎侯”、“空侯”,“箜篌”二字与“琵琶”一样，也是汉以后新造出来的。“箜篌”如何得名？因为有“外传”和“本土”两种不同说法，得名也有两种版本。持“外传”者认为，箜篌可能是古波斯语Cank 音译，法国学者伯希和则认为，“箜篌”来源于突厥语系蒙古支系的kong heou.持“本土”观点者认为，得名与制造者侯调有关。《风俗通义·声音》“空侯”条称：“（汉武帝）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弓形箜篌古人称为“凤首箜篌”,缅甸人称为“弯琴”,汉译佛经称为“琉璃琴”,其共鸣体呈船形，在弓形琴头上雕有凤头装饰，也有的用龙首和蛇首来装饰。公元346年，这种乐器随天竺乐由印度传入中国。
箜篌的最早发明人，有的认为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有的说是印度人，因而传入中国的路径也有北线和南线的不同。但相同的是箜篌一经传入即迅速流行，成为汉魏才女必学的乐器。如东汉末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为妻刘氏所作的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称刘兰芝是才艺双全的女子：“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南北朝时，箜篌与琵琶已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两种演奏弦乐器，隋唐更是乐坛宠儿。可惜的是，到明朝时，箜篌渐渐失传了。竖箜篌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也西传欧洲，称为竖琴（Harp），现在西洋乐器中的竖琴其实就是经过改良的竖箜篌。
燕乐，融入外来音乐元素的
隋唐宫廷新音乐
《梦溪笔谈》：“先王之乐为雅乐，
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
在吹奏乐器中，传统的筚篥、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也都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其中的筚篥，有“必栗”、“悲篥”、“贝蠡”等多种写法，以芦茎为簧，短竹为管，乃一种竖笛。南朝宋何承天训诂书《纂文》称：“必栗者，羌胡乐器也”.唐朝诗人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诗称：“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凉州胡人为我吹”一句，反映了中原在引进西域乐器的同时，还引进了音乐人才。丝绸之路引进的第一支曲子，据传是张骞带回来的《摩诃兜勒曲》，晋崔豹《古今注·音乐篇》称：“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长安），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是不是张骞带回来的存疑，《摩诃兜勒》是佛教音乐，应是佛教传入东汉后的事。
中外音乐交流的标志性年代，是东汉灵帝刘宏在位时（公元168-189年在位），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作用凸显。《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汉灵帝这一举动，在中原掀起了一场“胡化运动”.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域音乐人和乐曲仍然大受欢迎，据《隋书·音乐志》，魏太武平河西后得“西凉乐”很高兴，称“国伎”;北周（公元557年-581年）皇家飨食时，惯用高昌音乐；开皇六年，西域高昌向隋朝献《圣明乐曲》。
在丝绸之路音乐交流史上，对中国音乐发展影响最大的一次出现在北周时。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公主阿史娜为皇后。作为陪嫁，突厥王召集西域各国的杰出艺人组成一支高水平乐队，随阿史娜来到周都长安。龟兹着名乐师白智通也在其中，被推为“总教习”.另外还有一位音乐造诣极高、出身于龟兹音乐世家的西域音乐家苏只婆。
苏只婆擅长弹奏琵琶，还精通龟兹音乐宫调理论，他将西域的“五旦七调”乐理无私传授给内史大夫郑译，促进了西域与中原音乐的交流。在“五旦七调”乐理基础上，随后发展出了代表隋唐音乐最高成就的“燕乐宫调”.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称：“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燕乐吸收了“胡部”的西域音乐元素，又称“宴乐”,是隋唐至宋朝宫廷宴饮时演奏的歌舞音乐，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极高的娱乐欣赏价值。
有学者考证，白智通和苏只婆或许是同一人。但不论真相如何，苏只婆已成丝绸之路音乐交流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这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