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斌椿，是一位汉军旗人，官阶极低，不过是一位知县。他为近代中国带来的唯一先进的东西，就只有他留意到的西方标点符号，其他技艺在他眼中，不过是西人的“奇巧淫技。”

    天公试胆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罗伯特·赫德走了。”--休假离职的赫德就要回国了，在办公室书桌上，他留下这张意味深长的便条。这个英国人在中国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并被清廷视为客卿。

    临行前这个英国人向清政府建议，带几名同文馆学生到英国开眼界，以培养同英国打交道的人。洋务派人物恭亲王奕早就想派人到欧洲各国考察，长期的封闭型社会使人们对于外部事物有一种病态心理，并给无知穿上了一套理直气壮的冠服，以致士大夫忌讳谈及外国，利玛窦、艾儒略等“西儒”带来的一些地理知识，到纪晓岚还被认为是“异闻”,简直固步自封到了愚昧可笑的程度。

    于是，当奕主持的“总理各国衙门”派人前往欧洲的时候，大小官员“总苦晕眩，不敢应者”,而斌椿却应声而出了。这一年，他63岁，是一个汉军旗人。大多数的史料对这位考察团团长的描述都很程式化，说他是中国近代以来难得的开眼看世界的领先人物。

    斌椿从小熟读儒经，应科举，喜作诗文，不过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斌椿的经历和思想却又有其特点，他中年到外地做官，旅行的范围很广，所谓“劳生半驱驰，游观聊自慰。”对于远游他并不害怕，而且还颇有兴趣。他在诗中写道：“久有浮海心，拘墟苦无自。每于海客来，纵谈羡不已。……周游五十国，亦各有专美。……采风至列国，见闻广图史。”这已经超出了当时读书人的境界。

    在“总理衙门”的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比利时等11个国家，而这个考察团的导游正是赫德。

    周游欧洲

    斌椿率领的同文馆观光团在欧洲的游历不到四个月，收获并不是很多。斌椿“随时记载，带回中国”的，只有薄薄的一册《乘槎笔记》，期间在欧洲的见闻不到两万字，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毕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传统观点：他见识了诸如近代火车、轮船、电报、电梯、蒸汽机、显微镜、幻灯、大型纺织厂、兵工厂，却认为只不过是些夷人之戏。他为近代中国带来的唯一先进的东西，就只有他留意到的西方标点符号，在他的书中向中国文人做了介绍，这是标点符号使用在中国的开始。

    法国马赛是这次考察的第一站。初到马赛，这里高楼耸立，街巷相连，令斌椿等人大为惊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繁华的街市。当晚，斌椿等人被安排在一家酒店的七楼下榻，上上下下的电梯，令他们大为感慨，西方文明的“奇巧”果然名不虚传。

    令斌椿最难忘记的是他应邀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中国来访者举办的一次宫廷舞会。参加舞会的公爵、侯爵大臣有400余人，加上他们的夫人小姐共800多人。跳舞者袒肩露背，珠光宝气，光彩耀人。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接见了斌椿一行，斌椿十分感激。他对女王说：“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斌椿一行在英国逗留的时间长达1个月零7天。

    徒劳梦想

    当时，对于斌椿一行游历欧洲，外国人迸发出了无限的热情：德国媒体把斌椿一行称为“中国天使”;荷兰媒体把斌椿参观水利工程后，有感而发所写成的一首七律登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在英国，新闻媒体追逐斌椿等人的行踪，它们把报道连同斌椿等人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使报纸的销量大增。有的还单独印制斌椿的照片，广泛散发，一些小商人竟将斌椿等人的照片加印，在大街上高价出售。

    可是在中国的史界对此评却价并不高，“其所着之笔记，偏重于海程、宴会，固无影响于国内。”

    游历过后，斌椿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英国时，英太子问斌椿“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斌椿答道：“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这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

    但回国以后，当西方向他询问感受之时，他还是回答：“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而在《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的记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家庭教育如斯，过分称赞斌椿曾睁眼看世界的视野，未免可笑。

    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伟大英雄，斌椿老大人没有给没落中的清廷带回来任何有益的可借鉴的事物。当然，更多的同时代人对斌椿透出了羡慕的眼光。李善兰就曾在为斌椿的《乘槎笔记》做过序言，说自己是“虽怀壮志，徒劳梦想耳”.试想如果李善兰那样能经世致用的学者能得到和斌椿一样的机会，对文化、对交流之贡献必然远不是短短一卷笔记，可惜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里，这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