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问题关系到人们能否安居乐业，因而古往今来一直备受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名人置业的轶事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东晋的陶渊明，另一位是唐朝的杜甫。前者住到了“世外桃源”,为后人羡慕嫉妒恨；后者在成都建了一处“草堂”,成了买不起房的象征。其实，这是两个被我们“误读”了千年的史实。
陶渊明为啥“不为五斗米折腰”竟还在官场混了13年？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据《晋书·渊明传》记载，他年轻时一度出仕，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小官，在41岁时挂印去职，隐居于庐山脚下，躬耕田园，饮酒赋诗，终老一生。
因此，陶渊明一直被后人视为超凡脱俗的代表。
从上述这段生平简历上看，陶渊明的人生和仕途似乎很失败。陶渊明的家世显赫，且相当有才，“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他在29岁时便出仕当官了，但他没有干几天就“不堪官吏职”回家了。实际上，他是觉得当“公务员”劳心又劳神，还不如回家种地晒太阳。
此后，陶渊明还有几次出仕的机会和经历，但他终究没有当上大官，最有实权的职位是最后的彭泽（今江西彭泽）令。在这个位置上，本应该是继续晋升的极好台阶，可陶渊明却没有抓住就又离职了。
陶渊明的具体辞职时间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萧统主编的《陶渊明传》中有这样的记述：“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在东晋官场上前后混了13年，最后落下辞职回家的结局，令人摇头。如果他真的不想当官，也不会起起伏伏在官场混这么长时间吧。为何他的仕途难有起色？表面上是其清高，其实是混不下去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上班”自然也要遵守相应的规矩。穿戴整齐去见上司即所谓“应束带见之”,难道还用人家提醒？可见陶渊明平时太随便了，别人好心提醒，他却很不高兴。
从这事上，不难看出陶渊明性格上的缺陷。连仪表仪容都不注意，随性而为，这种性格的人谈何当个好官？
不过，大凡文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失败了也要找个漂亮的理由，陶渊明或许正是这样。混不下去了说自己是不想同流合污，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至今仍被许多混不下去的人挂在嘴上。
陶渊明是买不起城里的房还是真想住到世外桃源？
上面叙述一通陶渊明官场事迹，目的是为了下面的分析--陶渊明选择去“世外桃源”的真正原因。
从史料上看，陶渊明系出名门，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重臣，官至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司马；陶渊明的祖父则做过武昌太守，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陶渊明处于东晋 “官二代”这个群体，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陶家仍然有房有田。
但陶渊明除了不会当官，还不会理财，辞职回家后没有了工资（五斗米），一大家子要吃要喝，日常开销很大，生活上便逐渐困难起来。面对这种家境，死要面子的陶渊明，与在官场时一样，选择了逃避现实的办法，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祖辈置下的“富人区”,到熟人看不见的庐山脚下，过起了简单的日子，即所谓“归隐”.其《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是这样写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隐之初，陶渊明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时其心态还算轻松，诗中也写出了一份怡然自得和浪漫。可遗憾的是，这处“世外桃源”在他归隐后的第三年，即义熙四年（公元408年），一把大火将其房子烧毁了。
陶渊明可怜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一家人只能寄住在一条破船上，度过初秋。试想，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还能有经济实力到“城里”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又将家搬迁至“世外桃源”中的另一地方“南村”.
至此，陶渊明真的与世隔绝，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世外桃源，借酒抒情，寄托信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看来，陶渊明最后选择从官场辞职、“不 为五斗米折腰”,便注定他只能去“没人的地方”生活。其所谓的“清风高节”形象，不过是我们后人的拔高和想象。
杜甫盖“草堂”为啥地皮花木分文未花？
杜甫生活于公元712年-770年，是盛唐时期诗人，其名言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话，成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标签，带给了他一顶现实主义风格的“诗圣”桂冠。
笔者曾去杜甫的出生地河南巩县、安葬的墓园和生活过的成都草堂看过。每处看罢，心里都会想：杜甫家里当年真的穷得只能住破草房？杜甫曾在长安呆了10年，与今天许多“北漂”一样，杜甫也想在京城混出个模样来，也想当大官、发大财。于是，他选择当“西漂族”,来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打拼。
但杜甫运气不好，只做过小官。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因为有才、敢说，杜甫曾在“唐中央部委”工作过--任左拾遗，后人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原因。“拾遗”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给皇帝和朝政提意见、挑毛病的闲差，很多情况下就是个摆设，可杜甫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官，直言进谏，结果惹怒了唐肃宗李亨被贬华州（今陕西华县）。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年底，杜甫来到了成都，做节度使参谋，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杜甫在寺里没住多久，便打起了建私宅的主意。在唐朝，尚没有今天搞房产开发的概念，地皮也不值钱，所以次年春杜甫便在城西七里、风景不错的浣花溪畔，找到了一块荒地开始建房。
杜甫先是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株大树下建了一间茅屋，这就是以后成都草堂的雏形。能自己找地皮建房，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关系，谁敢想？果然，杜甫盖房的消息甫一传出，他在朝中做官的高适、严武等朋友便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表弟王十五来看望他时，还送来了盖房资金，“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
盖房子的同时，杜甫又向各处朋友求供果木树苗，清单如下--
向萧实要100根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向曾做过绵竹令的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向何邕要蜀中的桤树苗。
向果园坊园主徐卿索求果花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觅果栽》）
向韦班要松树苗：“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显然，杜甫盖房子不只地皮没有花钱，连美化环境的花草树木也不用掏钱去买，都是他人提供的。
“有竹一顷”“乔木参天”的杜甫草堂是破茅草屋还是豪宅别墅？
读者可以想一想，如果杜甫盖的真是普通农家草房，和今天大家在成都公园内看到的那样，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吗？有必要向各路朋友要这要那、惊动一大圈人吗？果木花草，野外多着呢，找点来栽栽就行了。
由此可以推断，杜甫当年盖的并不是普通的房子，而应是豪宅或是别墅级建筑。这并非凭空猜测，而是有杜甫自己的诗为证：“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诗中所写的宅院，能是简简单单的“草堂”、破房子吗？
接下来，杜甫又不断扩大“别墅区”,在广泛种植桃树后，草堂由一亩增至五亩；桃林建成后，又营建了竹林、桤林。而且，杜甫在《凭何邕觅桤林栽》诗中给出了具体数据：“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也就是说，桤木林的占地有十亩之大。那么竹林又占地多大？一顷（百亩）之广。《杜鹃》诗中说得更直白：“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这样的地方能是一般穷人住的？算不算别墅？这恐怕比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更令人神往吧！
对草堂的工程质量，已故历史学家郭沫若曾作过考证，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杜甫草堂的茅草应有三重，这表明屋顶曾翻修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
由此可见，杜甫当时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并不糟糕，他的“贫穷”实是后人对他当时生存状况的误会。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所谓“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乃是房顶被大风刮坏后的写实，可我们却误以为他当年的生活很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