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海事博物馆里的葡萄牙帆船
中国自古是一个有着深厚海洋文化底蕴的国家。及至明清，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广东作为海疆前哨，被推到了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变局的最前沿。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对航海资料的记录极为翔实，在他们的海事博物馆中，可以看到无数精确到船、到人的展品。展厅墙上一排排的航海家头像，让他们的年轻人可以感受到祖先驰骋七海的豪情。而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就要散乱得多。未来一两个月内，本栏目将通过梳理在“大航海时代”中来到广东的“船”和“人”,从微观的层面，展现中国与列国数百年的海上博弈。
在从事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过程中，最早通过水路同中国直接接触的国家是葡萄牙。从最初的武力渗透，到前期的官方接触和海上大战，再到强占澳门，最终无奈退出，中国和“大航海时代”中欧洲国家的首次接触就伴随着血与火、刀与剑、阴谋与对抗。在这一轮的对决中，中国占据了优势。但葡萄牙人所造成的压力，对于之后中国的海洋政策，确实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明王朝丢了马六甲 惨重损失难以弥补
1552年8月，率先到东方进行传教的天主教教士沙勿略乘坐“圣十字号”帆船，从在葡萄牙人控制下的马六甲抵达了中国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他曾经计划借助中葡之间的官方渠道进入中国传教，但当时明王朝和葡人交恶，他只能以此为基地，寻觅机会秘密进入中国。可是他等的答应送他潜入中国的商人最终并没有来，12月3日，由于身患疟疾，沙勿略在上川岛上去世。
上川岛是广东省最大的岛屿，现在岛上还有一座沙勿略墓园。上川岛上的墓园，大约有点类似中国传统的“衣冠冢”.作为一处历史文化遗产，今天仍不时有人前去瞻仰。沙勿略的东行是受罗马教廷的派遣。因为葡萄牙当时的“保教权”以及在东南亚占据优势地位的殖民开拓，他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葡萄牙的殖民地展开的。他与中国的接触，是中国与葡萄牙早期交往的一个缩影。
很多人知道葡萄牙曾经在1553年以遇到风暴需要晾晒货物为名，辅以行贿等手段，强占了澳门，但在这之前40年，葡萄牙人已经试图敲开中国的大门了。
1497年7月8日，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率领四艘船共计140多个水手，由首都里斯本启航，踏上了去探索通往印度的航程。四艘船分别是圣加布里埃尔号、圣拉斐尔号、贝里奥号和另一艘船名不详的补给船。在这次着名的发现了经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的航行之后5年，这位外交风格暴虐无常的航海家率领另一支规模更大的船队，展开了第二次印度远征。这一次，他们以武力占领印度西南海岸并在科钦建立起了欧洲在东方的最早军事据点。从此之后，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侦查变得越来越频密。
从较大的层面上来说，葡萄牙人侵入明王朝的“势力范围”,应该从1511年侵占马六甲开始。马六甲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摆脱暹罗控制建国，遣使入明朝贡并请封。明成祖朱棣下诏封拜里迷苏剌为马六甲国王，马六甲正式成为明王朝的“敕封之国”.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之后，迅速修筑起很多堡垒和炮台，牢牢地控制了这个远东的贸易中心。明政府对马六甲王遣使告难， 并没有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而是谕令暹罗诸国承担救灾恤邻义务，“寥寥数语以塞宗主之责”.对于明王朝的冷漠态度，学者们的说法不一，但明王朝势力的相对衰落，以及对当时马六甲国王的不满，都是可能的因素。总之，马六甲就这样丢了。
屯门之战： 中葡在海上的首次直接较量
或许是明王朝的冷漠给了信心，葡萄牙人开始不断地对中国直接展开试探。
1513年（明正德八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在印葡总督的派遣下，由中国商人指引，到达了广东沿海，试图刺探情报。由于广东地方官的拦阻，他们未能上岸，只与中国私商交易。但阿尔瓦雷斯在回航之前，偷偷登上屯门岛，并将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立在那里，作为葡萄牙人到达此地的标志--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已知的葡萄牙人最早登陆中国的地点。
双方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发生在1517年。经由葡萄牙亲王阿丰索的宫廷药剂师皮莱斯提供的大量关于广州富庶和重要的信息的渲染，葡萄牙方面对广州充满了好奇。曼努埃尔一世命令费尔南·安德烈为总指挥，率领一支9艘舰船组成的“皇帝舰队”,在这年的8月15日到达了屯门，并且申请进入广州。但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这支船队就突然驶进广州内河。广东布政使兼海道副使吴廷举严厉谴责了这种蛮横行径，但葡国人以各种托词敷衍过去。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当年十月，总督陈金接见了以“特使”身份随船前来的皮莱斯，让他们停泊在怀远驿码头，并准许上岸贸易。
1519年8月，费尔南·安德烈的弟弟西蒙率领4艘大帆船来到广东沿海。西蒙企图率船队直驶广州，遭到中国巡海舰队的拦截，退回了屯门。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他开始修筑工事，建造炮台、堡垒和哨所，并且赶走了中国商人，掳掠了不少船员，肆意欺凌普通民众。这些行为迅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中葡之间的官方往来，被正式中止。西蒙担心自己的不法行为遭到严惩，于是在1520年9月携大批掠夺品和准备贩卖的中国儿童潜逃。1521年四五月间，葡萄牙又派遣一支以迪哥·卡尔乌为首的远征队，在屯门和广州之间进行贸易。卡尔乌在另外一支远征队的支援下，退守屯门新建立的据点，进行海盗活动，并准备负隅顽抗。广东海道副使、名将汪鋐率领50艘战舰围攻，到9月7日，将葡萄牙远征队从屯门驱走。
这就是中葡之间在中国东南沿海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史称“屯门之役”.此役葡萄牙人被俘达110人，只有3只船逃走。
两次远征失败 葡萄牙人以诡计窃居澳门
由于当时信息交通的缓慢，这两年间在中国沿海发生的这一切，都没有传到在1520年6月返回里斯本的费尔南·安德烈耳中。他向国王曼努埃尔汇报的，仍是他较为顺利的东方之行。因此葡萄牙方面很快决定展开下一步的行动。1521年3月，梅罗·古蒂尼奥率舰队前往中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其中一项是争取在中国沿海修筑要塞。直到抵达马六甲，他才得知了屯门之战的惨败。就在他踯躅不前的时候，马六甲总督因不甘心失去刚刚在屯门建立的据点，不仅鼓励他继续中国之行，而且还命令刚在屯门吃了败仗的杜亚特·科埃略及莱戈指挥各自的大帆船随舰队重返中国，试图重夺屯门据点。
1522年7月20日，古蒂尼奥率6艘大帆船和300名官兵离开马六甲，前往中国报复。9月，舰队直闯广州，企图以武力迫使广东官府同意恢复通商和修筑要塞。但在途径新安县域海面时遭到中国海军的拦截。经过一场短促的激烈战斗，葡方2只大帆船被俘获，42人被生擒。葡舰队于10月中仓皇遁回马六甲。葡萄牙的征服中国梦随之破灭。至此，葡萄牙人全被逐出。
两次惨败让葡萄牙人意识到中国并非当时非洲或东南亚那些弱无还手之力的小国，而是一个有着强大军事潜力的对手。此时，葡萄牙由于多年的醉心扩张，加上王室贵族的穷奢极侈，国力已渐渐难支，在东方扩张的势头已经是强弩之末，甚至连业已占领的殖民地也在逐渐丢失，无法再对中国的进攻上投入更多资源。所以其对华政策开始转向务实，绕过中央政府，更多地与地方官绅直接打交道。
葡萄牙人的袭扰让明朝廷也感到震动，从而在进一步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御力量的同时，宣布广东厉行海禁。自此之后一直到侵占澳门的31年时间里，葡萄牙人几乎再也没有重返广东。
不过一些带有海盗色彩的葡萄牙商人并没有停止冒险。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谎称借地晾晒被水打湿的贡物，并重金贿赂当地官员的情况下，“借居”了澳门，之后又逐渐改为租居，从1849年起，借助列强势力，乘中国鸦片战败之危，拒缴地租，就这样又强住了1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