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

    四川汶川大地震刚发生时，很多国内外媒体都想起了一个地方-都江堰，这项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水利工程在这次地震中未受损伤，而它的建立恰恰是中国与灾难抗争的典型写照。中国从古至今不断经受灾难洗礼，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了中国人的智慧，也造就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

300年来的大灾一半在中国

    根据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范围内，在近300年来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50起自然灾害中，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竟然高达26起，累计死亡近1.03亿人，占全部死亡总人数的68%.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1/10以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就高达8000多次，其中1000多次为6级以上地震。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占全球因地震死亡人数比例高达50%以上。

    中国灾害频发与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形复杂，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且人口密度大。

中国国土辽阔地貌复杂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几千年来水、旱、震、蝗、瘟疫，各种灾祸肆虐，中国的历史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切地震记录的国家，西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了距今3800多年中国最早朝代-夏代帝发七年的“泰山地震”.《吕氏春秋》里记录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动东南西北，不出国郊”,第一次记录了地震危害范围。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周幽王时期关中的特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确记录的地震，比西方同类记录（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2500多年。

    水灾也是威胁中国先民的重大自然灾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时代，就有“九州皆水患”的说法。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此外，旱灾、蝗虫、瘟疫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惨痛的损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抗灾防灾，并制定缜密法则规定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因为抗灾被铭记或歌颂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领民众制服水患，积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体现了集体防灾意识。清代帝王更重视治水，康熙亲自批阅水经，主持河工现场会议，六次南巡均首先视察黄河工地。

中国赈灾经验有千年

    汉朝元帝灾后即把全部库存粮食、衣物用来赈济灾民；自周代开始，zheng府就有在灾后组织灾民移居富裕地区的计划，《周礼》记载“若食不能人二（300斤），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灾后国家机器对人口和粮食进行区域间调剂的情况。

    和古代中国相比，欧洲各国因普遍采取分权制，无法动员强大的zheng府力量应对灾情，因此在诸如大鼠疫等灾难面前显得十分虚弱；而在南美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zheng府组织抗灾防灾的记载，如印加帝国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纪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设等，但这些地方或生产力低下，或幅员狭小，统治者对境内的统治力有限，均无法取得如古代中国那样的成绩。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学教授琳达·巴克特曼说，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归纳为物资救援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三个方面。谈到此次中国汶川地震，琳达·巴克特曼说，从以上三方面抗灾能力出发，中国zheng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堪称典范-物资救援已是倾尽所能，社会动员能力之高更让世界各国惊叹，但更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人在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们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时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灾过程中的指挥若定，受灾民众的勇敢坚强。仅凭这一点，中国人在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便已经给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山区重建难度大

    恩格斯有过两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经过这次地震，除了不可控制的自然力，应该说，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基础建设中的安全成本还有待提高。在今天，许多发达国家在防灾抗灾领域，如建筑的防灾性*规范、全民防灾自救常识的普及、灾后治理、善款安置等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像欧洲2002年发生水灾时，德国很多房屋在大水过后竟然还能继续使用，但在中国农村地区，甚至一场大的降雨都会把房屋冲垮。另据《东京新闻》报道，受四川地震的警示，日本zheng府公布，要提高对校舍进行耐震加固施工费的补助率。

    谈到此次灾后重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高建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此次重建的难度，比世界许多大地震的灾后重建都要大”.不管是日本阪神大地震，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9·21”大地震，由于它们的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很高，灾后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像伊朗大地震，虽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不高，但人口密度比较低。

    高建国说，中国此次灾后重建的一个重点就是心理重建。这是在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所没有的，这也是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的。高建国说：“物质上的需要是一个巨大挑战。”虽然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家底，但受灾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经济自救能力不足。而且，由于受灾地区有的是山区里的村寨，分布非常散，重建起来很困难，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不会遇到的问题。住在山里的农民，他们种植的田地不少坡度都在25度以上，有的甚至达到50度，产量低，收入少。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倡导“天人合一”,高建国说，这次重建将更好地和谐人与山的关系。

    据《沈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