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禁毒日,每年都会有各种宣传活动,向人们展示吸毒的恶果,警示人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在古代,也有名人乃至皇帝深受毒品之害。古籍中提到的“底也伽”、“合甫融”、“哈芙蓉”等都是指含有罂粟的毒品,明神宗朱翊钧甚至深中“乌香之毒”,在他当皇帝的48年中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群臣罕能窥其面”.定陵发掘后,其头骨中被检测出吗啡残留……
唐高宗李治服用罂粟制品治疗“风疾”
拂菻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
中国人接触毒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被视为仙丹一类的“不老药”等毒品大多以壮阳药、保健药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当时的名人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都热衷于服用“寒食散”(五石散)。最早且在现代乃流行的毒品种类,当是含有罂粟提取物,亦即鸦片一类的毒品。
从史料来看,中国历史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即唐高宗李治,应该是有记载的服食罂粟制品的最早的一位皇帝。
有关李治服食罂粟的判断,源于《旧唐书·拂菻传》。书中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位名叫夏德的德国学者解释,“底也伽”是一种众草合成之药,是上古及中古时期着名的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
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底也伽”就是该国进贡给中国皇帝的。《旧唐书》这短短10个字,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人服食含罂粟制品的最早文字记载,并被当成鸦片传入中国之始的证据。那么,拂菻国为何要向大唐进贡“底也伽”?
李治原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其龙体欠安,影响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显庆(年号,公元656年-661年)以后,李治的健康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当时不到30岁的李治,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好多本应他亲自处理的国家大事均交由皇后武则天处理,此即《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所记载的,“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
武则天日后当了女皇帝,与李治的“多苦风疾”有直接关系,当然这是后话。
李治笃信长生之术,曾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孙思邈、叶法善这些当时的名医名道都曾被召入宫问药。有一次李治召炼丹道士一百多人进宫,两三年内“化黄金冶丹”,耗资千万。
联系李治生前求医问药的史实,拂菻国进贡“底也伽”应该是有目的的。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医生认为鸦片具有抗毒功效,是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的解毒剂,故当时鸦片是“万用解毒药方”的主要配方。含有罂粟成分的“底也伽”,正对李治的病症。所以,拂菻进贡“底也伽”,最大可能就是出于治疗李治“风疾”的需要。
宋代用陈年罂粟壳配制“威通丸”
苏辙饮罂粟汤“失笑欣然”“如游庐山”
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治死前病情严重,一般药物不管用,御医秦鸣鹤“刺百会”,采用在李治头上放血的疗法才减轻一下痛苦。这与服食“底也伽”是否有关史书上并未说,当时的医生也未必注意到,但可能性极大。如果属实,李治当是受罂粟之害第一位名人。
实际上,含罂粟成分药物进入中国应该更早。有学者考证,“底也伽”进入中国的时间至迟在隋朝。朝鲜《医方类聚》引《五藏论》称,“底野迦善除万病。”“底野迦”,即底也伽,《五藏论》在《隋书·经籍志三》中已有记载。
李治主政时,曾于显庆四年(公元959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本国家级药典《新修本草》(《唐本草》),药典中即录有“底野迦”,并对之有详细叙述,称其药“主百病”.并特别指出这是一种进口药-“出西戎”,“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
宋代,罂粟及鸦片的价植被进一步认识。当时,将罂粟米和壳子研成末,加蜂蜜制成药丸吃,或熬汤煮水加蜂蜜喝,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徽宗赵佶的御医通直郎寇宗奭即持此观点,其在《本草衍义》中称:“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赵佶不只是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书画名人、曾创“瘦金体”,可以想见,当年赵佶应该服食过御医配制的罂粟制品。
宋人甚至有人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肛脱。南宋时名人、词人辛弃疾,即服用过由一“异僧”用陈年罂粟壳与人参一起配成的“威通丸”,治此疾。
当时,罂粟子初为皇家专用,故又称为“御米”,由此名也可知当时皇帝是服用罂粟制品的。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来服用,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和毒性。名叫林洪的南宋名医将罂粟磨成乳,去渣煮沸,制成鱼片状新药,称之为“鱼饼”.老百姓将罂粟子作为大补之物,用来煮粥食用,叫作“佛粥”.
从所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宋代名人与罂粟的关系很密切。如着名词人苏轼、苏辙兄弟,或许都食用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
苏辙还曾跟农民学习种植罂粟,对罂粟美言多多。他在《种药苗》中称,用罂粟熬的粥“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同时,他还记下了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种“失笑欣然”“如游庐山”的感觉,显然是吸毒后的典型症状,飘飘欲仙,充满幻觉。
除辛弃疾、苏氏兄弟外,杨万里、周紫芝等也曾写有罂粟主题的诗歌,杨万里诗称罂粟能当粮吃,“东皇羽卫无供给,探借春风十日粮。”
明代对鸦片之害已有认知
谢肇淛称“有大毒”“往往呑之即毙”
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当是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人在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据晚清曾留英的陈寿彭考证,元朝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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