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有密切的关系。京师图书馆从开馆立舍至于落户，据《鲁迅日记》中记载，都留下了鲁迅先生深深的脚印。在洽办移交文津阁《四库全书》的7年时间中，饱含了鲁迅先生的心血。

　　本文作者深悉我国近代图书馆界的这几件大事，在以文笔追踪文脉的学家视角中，将一段文化感怀娓娓道来，让人品鉴，令人回味……

　　京师图书馆于1909年9月9日正式成立，1912年4月26日，随同政府迁移北京的教育部开始办公，并接管了京师图书馆。5月委任江瀚为馆长。这一年的8月20日《鲁迅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载：“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

　　1913年2月17日，《日记》载“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访江叔海，问交代日期。”江叔海即江瀚，问他交代日期，是指江瀚已决定调任四川盐运使，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交代馆务。3月6日《日记》又载“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长家。”第二天午后又“同沈商耆赴图书馆，商交代事务。”足见这段时间为京师图书馆事务鲁迅是很忙了一阵。江瀚去职后，馆职则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摄。鲁迅与京师图书馆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寻找新馆舍

　　1913年10月29日，教育部训令社会教育司：“查北京图书馆创自前清，曾经学部奏定地址，嗣因鼎革，未及开办。民国肇造，日不遐给，因京城图书馆系举国观听，姑就旧藏书处暂行开馆。今国家粗定，不能不谋所以进行。仰社会教育司，转饬北京图书本馆，暂行停止阅书。兹派本部佥事周树人、沈彭年、齐宗正，主事胡朝梁、戴克让前往，会同该馆馆员王懋熔、乔曾劬、秦锡纯、雷瑜、孙豚、王惠醇、杨承煦，迅将所有收藏图书按照目录检查，装箱封锁。其存款帐册，亦应逐一清理，悉交周树人等接收报部。该馆人员务宜交代清楚，以便迁移，听候改组。该部员等，务宜设法进行，勿得疏忽贻误。是为至要。此令。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部令。”

　　就在部令下达的这一天，鲁迅则“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1913年10月29日《鲁迅日记》）。11月1日《日记》载：“午后同夏司长往什刹海京师图书馆”.这次举动旨在停止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办馆，故鲁迅等谨遵部令与京师图书馆馆员通力合作，对书籍分别部类，编列号数，刊印标签，逐册粘贴，依序陈列，以便收发检查，并待搬迁和改组。

　　既然停止在广化寺办馆，那就有个另择馆舍的问题。为寻找适当旧有建筑作为京师图书馆馆舍，鲁迅花了不少心思，并躬自进行考察。1915年《日记》继载6月1日“午后往国子监南学”;21日“下午同戴芦舲往南学”;8月20日“午后往方家胡同图书馆”.这都是鲁迅为京师图书馆寻找考察新馆舍的真实记录。

落户国子监

　　1917年1月20日，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报告：“本馆自设立筹备处以来，逐月进行，各项筹备事务大都完竣。其本馆《图书阅览规则》及《办事规则》则均蒙批准，各在案。兹拟定于本年一月二十六日开馆，任人阅览，以广流通。所有拟定开馆日期缘由，理合备文呈请大部鉴核，批示遵行。谨呈教育总长。”

　　至此，闭馆3年的京师图书馆，始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重行开馆。

　　开馆之日，蔡元培、鲁迅等均莅馆出席开馆仪式。故1917年1月26日《日记》载“晴。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并与来宾和馆中同仁合影留念。

　　就在京师图书馆于国子监南学开馆之际，教育部又呈文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请求“将午门、端门两门楼及端门内左右旧朝房，一并拨归教育部，略事修葺，以午门楼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为历史博物馆。”黎元洪当即批准，鲁迅等部员前去实地踏勘。故鲁迅丁巳（1917）2月5日《日记》有载“午往中央公园，饭已赴午门阅屋宇，谓将作图书馆也。同行者部员共六人。”

　　当然，京师图书馆在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重新开馆之后，亦旋遭读者批评，谓“地点不适中，无怪看书人少。”且“更观本馆考察表，京师图书馆因交通不便，每日阅览仅二十人。京师通俗图书馆反之，则每日阅览多至一千七百四十余人，盖地处交通便利而又不收券资之故。”

　　面对强烈的社会批评，1918年12月，部议又“以南学官舍复不相宜，拟移设午门城楼，以期其地之适中。”

　　但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竟认为当时“连年战乱，地拒冲要，易遭燹毁，不如原址幽辟。”事遂作罢。

洽办移交文津阁《四库全书》

　　1915年8月6日，教育部致函内务部，指出：“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一部，照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奏案，应提交京师图书馆……刻下，京师图书馆业由本部指定房屋，并呈明大总统派定专员充任馆长，力策进行。是项《四库全书》为中国古今图籍之总汇，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自应收藏，以宏沾溉。拟请即日移交本部，转发庋藏，借符方案而惠艺林，实纫公谊。”

　　在教育部的据理力争下，是年8月25日，内务部才复函教育部，同意将《四库全书》归还教育部，并请教育部派员前来商定移交手续和日期。接此信后，教育部于8月30日通知内务部，谓“兹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九月一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商定一切手续，即希查照为荷。”

　　1915年9月1日《鲁迅日记》所载“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与教育部所通知内务部者完全相符，证明将《四库全书》从内务部要回教育部的具体交涉事宜，是鲁迅实际操办的，并且洽办成功。

　　当时议定，从9月6日起，由戴克让率京师图书馆三人会同古物陈列所一人共同清点交接。

　　当年的9月4日，教育部事先通知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派员是时前去点收。经过一个月的有效工作，至10月7日，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具文呈送教育部，报告“统计是项书籍，凡二百五十六夹，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又目录二十函，架阁图四册，另为一夹。内除第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两函原庋藏《日讲诗经解义》今系空函，并经双方查明签字外，均已一律点收完竣，陆续装运到馆。”

　　但在移交过程中，古物陈列所人员却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匣四函秘而不交。书架亦未能行移。京师图书馆只得于1916年9月9日再次呈文教育部，请求就上述两项内容与内务部进行交涉。教育部致函内务部交涉之后仍未奏效，只好报告“国务院”.9月22日，“国务院”以847号公函形式答复教育部，谓“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前经运京，由贵部庋藏在案。所有该书架阁一份，现储古物陈列所，应一并发交贵部，以资保存。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接洽办理可也。”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