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已经认识到，与其说英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宗教革命来得确切。13世纪以来，宗教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变革的枢纽。这倒不是因为英国人格外虔诚，而是因为宗教问题从根本上涉及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独立性，并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关系问题上生死攸关。500年来，英格兰与苏格兰至少能够维持“貌合”,而爱尔兰则成为一根致命的肉中刺，这无不与英国宗教改革得失成败有关，对此无论如何强调，均不为过。

　　伊丽莎白之父亨利八世、同父弟弟爱德华六世，与罗马天主教水火不容。同父姐姐玛丽女王以其血腥作风，使英国人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宗教改革问题几无转圜余地。伊丽莎白以其左右逢源又坚持原则的政治手腕，顺应民心而又不走极端，确立了英国国教制度，使外圆内方、兼收并蓄的圣公会信仰，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特有标志之一。

　　应予强调的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从来都不是亨利八世闹离婚的即兴作品。它既为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所波及，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风暴源之一。英国宗教改革的本质与英格兰民族独立性密切相关。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利夫（1324-1383）谴责教皇贪欲，主张王权高于教权，支持英国国王没收教会财产，是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1369-1415）以及更晚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声。

　　伊丽莎白即位时，由于“血腥玛丽”的偏执，以欧洲大陆为核心的天主教与英国新教之间，争斗十分激烈。英国宗教改革问题与不列颠内战、欧洲宗教战争暗礁交错，凶险万端，一着不慎，英国不仅会卷入欧洲大陆血流成河的大混战，而且也有陷入与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全面内战”之虞。

　　这就是伊丽莎白即位时面临的真正挑战。难以想象的是，她竟然选择并且巩固了中间道路，使新教内核与天主教外表取得平衡，从而确立了独出心裁的英国国教体系。

　　她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其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1571年，她主持定稿《39信条》，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39信条》采取中间立场，持守“广涵”原则，宽容而中庸：与天主教一刀两断，又保留其基本形式；坚守新教要义的“因信称义”,又与加尔文的严酷无情保持距离；对马丁·路德的一些看法保持沉默，对激进的再洗礼派进行批评。这确实是典型的英格兰性格。伊丽莎白以从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有敏感和智慧，拆除了英国宗教战争或内战的导火索。

　　如此，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在此一时代，欧洲各国因宗教信仰问题大打出手。德意志宗教战争中，1/4到1/3人口丧生；圣巴特罗缪大屠杀引发9年内战，法兰西元气大伤；西班牙对新教徒迫害引发荷兰起义，使帝国最终走向衰落。伊丽莎白女王大获成功，到女王统治后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英国人已习惯于国教制度。英国式的新教，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特有标志。

　　当然，爱尔兰问题是一个反证。伊丽莎白在爱尔兰的胜利是军事性的，而在宗教和政治上是失败的。那种斩尽杀绝，一人造反、满门抄斩的极端残暴，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帝国肌体上永远淌血、流脓的部分--这一直延续到当代。对叶芝、乔伊斯、贝克特、萧伯纳的伟大民族而言，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如不强调这一点，实为不公正。

“我只可能有一个丈夫，那就是英格兰”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特别是女性统治者，像伊丽莎白一世这样，从小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忧患，一个小小的家庭单元，承受了如此之多的祸起萧墙、血雨腥风。

　　当母亲安娜王后被父亲处死时，伊丽莎白不到3岁。不久，英国国会又宣布伊丽莎白是非法生养的私生女。亨利八世死后，其幼子爱德华继承王位，是为爱德华六世。不久，爱德华痨病而死。爱德华的姐姐玛丽继承大统，她就是世人所称的“血腥玛丽”.伊丽莎白又被姐姐关进“地狱前厅”的伦敦塔。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这么多的恐惧、无助、悲苦与凄凉，然而它既没有摧毁她的精神，也没有在她人格中埋下暴戾的种子，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与玛丽女王不同，伊丽莎白的母亲是个地道的英格兰女子，所以伊丽莎白视英格兰为她的一切，并最终比其他任何统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兰，实质上成为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伊丽莎白对自己婚姻的处理堪称其“英格兰主义”的最好体现。

　　伊丽莎白即位后，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贵胄纷纷求婚。但伊丽莎白知道，与这些宗教信仰水火不容、家族利益你死我活的外国求婚者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可能使英国卷入欧洲大陆无穷无尽的冲突中。结果她终身未嫁。40岁时，人们知道，如果再拖下去，婚姻将失去意义。面对大臣们提出的结婚请求，伊丽莎白把弄着手中的戒指，嘲讽地反问：“你们认为我该嫁给谁？”大臣们一时哑口无言。伊丽莎白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我只可能有一个丈夫，那就是英格兰。”伊丽莎白这句话，在英国人心中造成了空前的震撼，他们更加热情地把女王奉为神明，将她比做月神，比做贞洁的凤，比做为国尽职的鹈鹕。伊丽莎白一世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夺目的一朵玫瑰。

　　当然，她也许很满足于做英格兰人的“公共情人”.温斯顿·丘吉尔认为，“她和臣民的关系是长期调情的关系。”女王对待英格兰及其臣民的这种脉脉温情，这种个人与祖国的白首之盟，使女王赢得英格兰人的格外怜惜。

　　当然，从心理角度讲，这位第一个活着从伦敦塔走出来的囚犯，也许并没有真正从童年的刀光斧影中康复过来--女王的独身，被英国人看作是英国摆脱任何外来干涉或控制的一种特立独行。然而终身未婚，恐怕与她人生最初15年中所见所闻的婚恋大有关系：六位母亲中一人离异，三人被丈夫砍头，两人死于产育。第一次追求她的两兄弟，不仅动机卑劣，其中一个还砍了另一个的脑袋。因此，如果这位美丽而敏感的女王畏惧婚姻、畏惧“丈夫”、畏惧生育，甚至畏惧家庭本身，对心理学发达的今天来说，并不算什么意外的结论。

　　当然，这样评价她的人，可能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在骨子里，她永远是伟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血管里流着同样顽强、固执而不容背叛的血。亨利八世把一个又一个妻子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生性温和宽厚，处决的情人没那么多，但当她深爱过的埃塞克斯伯爵被三斧头砍下34岁的头颅时，也许她会梦见，那些被背叛与屠戮的母亲，终于在伦敦塔里砍下了父亲的头。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