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8日上午10时，中心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上海市长吴国桢率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等官员左右护驾；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会祝贺，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红色商人的委屈和欣慰

　　“除了陈果夫，我们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我们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我们这些人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因此都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杨延修回忆说。一些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可以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却不能与左派人物来往，与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等进步人士也必须保持距离。这正是他难以排遣的苦闷。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自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就是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1942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二十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五十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一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一百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调剂这些钱给中央、地方以及香港，数字都很大。比如购买南京梅园房子的五十根金条和购买上海周公馆的二十根金条，都是从我们这里转手的。”杨延修说。

　　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949年，当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杨延修他们经营多年的党产由此完成了历史任务。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1947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杨延修儿子的家庭老师朱亦祥悄悄向朱学明透露，他从那位担任警察分局副局长的大学同学嘴里得知，上海警察总局已接到南京政府密令，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对其主要负责人监视侦察，上海警察总局已命令各分局侦察上报。

　　朱学明只知丈夫是个生意人，只是向他提个醒。杨延修顿觉事态严峻，立即召集其他几位负责人紧急商议。大家认为广大华行党支部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差错或纰漏，敌特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因此能够顶住他们的侦查。

　　为了消弭纷扰，及早结案，广大华行在上海蒲石路（今巨鹿路）俞家花园宴请了社会局长吴开先、民政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社会局长吴开先一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实权人物，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抓捕，开始宁死不屈，随即被瓦解，一度成为汪、蒋之间秘密“和谈”的使者。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直接任命为上海市社会局局长。

　　杨延修对眼前这位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钦佩和赞扬，很快博得了吴开先的好感。随即向他介绍了广大华行的创业经过和经营业绩，强调自己只是埋头生意的商人。吴开先微微点头、面授机宜：“你尽快写一份报告书，详细说明广大华行的组织性质、发展历史、经营概况等报社会局，我们会送呈南京内政部、经济部，请求撤销密令。”

　　杨延修很快将报告书送到社会局经办此案的主任秘书手里，又托关系去南京斡旋，终于化险为夷。在南京档案馆还能查到中统有关此案的公文，上有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南京内政部不久又下正式命令，称广大华行运输大批粮食面粉去“通匪”,要对各地广大华行负责人进行监视侦查并上报。

　　这个文件对广大华行的威胁很大。杨延修他们决定主动釜底抽薪，停掉这个地方粮食业务；同时请一些国民党要员出面解释，称此“完全是误会”.并由一位与杨延修关系很铁的要员出面宴请上海军、警的头面人物，说明杨延修等人的经营是正常的，现在连正常生意也主动不做了，要求他们帮助销案。结果，来势汹汹的“命令”同样不了了之，警报又一次解除。据《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