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离开莫斯科的这个夜晚，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有机会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即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主席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和宣讲。他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情况。他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
1月21日，毛泽民又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诚恳地请他在会上发言。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毛泽民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这为中国党埋下隐患和危机？当然，这并非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想到这里，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台灯下，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互相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实践证明，毛泽民给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三点意见是极为中肯的，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在季米特洛夫当年1月的日记中，连续记录了五次中国委员会会议。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这无疑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都明确地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先后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胜利召开了！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
然而，毛泽民却再也不能目睹这场盛会了，无法聆听兄长在七大上作报告了。1943年9月2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地杀害，从此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
追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党史界关心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不同于苏联道路，曾引起过共产国际的怀疑和不满。直到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博古、李德彻底葬送了中央苏区和绝大部分红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后，中央红军又胜利北上，共产国际又不得不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在这一页的结尾，毛泽民写了一段附识：
因国际需要泽东同志一份较确之履历，认我是其亲生兄弟，了解较详，命其代填。但是，虽然自认较确，然而总是代填，不尽不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历史，只有等待他自己来补充或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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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追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党史界关心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不同于苏联道路，曾引起过共产国际的怀疑和不满。直到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博古、李德彻底葬送了中央苏区和绝大部分红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后，中央红军又胜利北上，共产国际又不得不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毛泽东也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经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疑更加关切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渴望更多地了解有关他的情况，而他的亲弟弟毛泽民的到来，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于是，便发生了要毛泽民代替毛泽东填写《个人履历表》一事。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最初，盛世才批给毛泽民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而此时，他离开迪化已经整整8个月了。从共产国际干部部和苏联内务部给毛泽民安排行程的批示和开具的证件来看，他的归期已经一拖再拖。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希望毛泽民能够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讨论。
即将离开莫斯科的这个夜晚，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着8个月来的经历，回想着见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时的情景。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马特维洛夫，能够让他有机会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即1月17日，毛泽民参加了由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主席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和宣讲。他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情况。他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
1月21日，毛泽民又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更没有想到季米特洛夫总书记诚恳地请他在会上发言。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毛泽民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平静，这为中国党埋下隐患和危机？当然，这并非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