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秦始皇"皆坑之咸阳"之"四百六十余人"使用"术士"称谓者，较早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所谓"杀术士，燔《诗》《书》"以及《汉书·儒林传》所谓"燔《诗》《书》，杀术士".不过，《汉书》中其他相关评论，都明确认定"坑儒".如《汉书·五行志下之上》"燔《诗》《书》，坑儒士",《汉书·地理志下》"燔书坑儒".此后如《后汉书·陈蕃传》"焚书坑儒",以及《后汉书·申屠蟠传》"坑儒烧书",《后汉书·左雄传》"坑儒泯典",《魏书·李崇传》与《北齐书·邢邵传》"坑儒灭学",也都是明确的表述。其实，所谓"术士"、"方士"和"儒生",文化资质有某种相通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术士"可指"儒生"之例，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汉书·伍被传》作"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又《汉书·儒林传》："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分析上下文"先王之道"以及"礼义"、"圣迹"、"六学"诸语，根据当时语境，可以知道这里说的"术士"就是"儒生".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之"诸生",作为社会称谓的使用，所指代的社会身份可能原本是比较模糊的。顾颉刚说："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论衡·语增》肯定"焚书坑儒"是历史真实，以为坑杀对象就是"儒生",但否定了秦始皇欲全面取缔儒学的说法："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在史事辨析时，又完全剔除了"术士"的表现："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
我们必须重视的一则重要信息，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之后记录的扶苏的表态："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扶苏所谓"诸生皆诵法孔子",明确解说了"诸生"的文化资质和文化立场。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驳淳于越语，前说"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后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此处"诸生"就是"儒".《史记》中使用"诸生"称谓凡33例，没有一例可以明确包含"方士"身份。除前引多例外，如《封禅书》"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在司马迁笔下，"诸生"称谓都明确直指"儒""群儒".
不过，宋元之际也有学者否定扶苏之说。萧参《希通录》："古今相承，皆曰'坑儒',盖惑于扶苏之谏。""自扶苏一言之误，使儒者蒙不韪之名。"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论秦蜀"条有同样的说法，只是"自扶苏一言之误"作"自扶苏言之误"."扶苏之谏",是直接针对坑杀"诸生"的批评意见，是与历史真实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最近的判断。发表者与帝国最高决策人秦始皇有最亲近的感情，与执政中枢机关有最密切的关系。轻易指斥"扶苏一言之误",恐怕是难以说服读者的。
还应当看到"焚坑"是体现出政策连续性的事件。"焚书"时已经有对违令儒生严厉惩处的手段，这就是所谓"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和"以古非今者族".
三、"焚坑"非"一时间事"
"焚书坑儒"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中沉痛的记忆。《秦不绝儒学论》对于"焚书"有"一时间事"的说法。现在看来，不注意"焚坑"事件的前源和后续，只是看作偶然的短暂的历史片段，可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宋代曾有"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的说法（《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明人杨慎也说道，"宋人讥荀卿云，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祸。"（《丹铅余录》卷一三）吕思勉说："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吕着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所说《管子·法禁》的主张，可能即"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韩非子·问辨》中的相关内容，或许即"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
我们注意到，《韩非子·和氏》说，商君建议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可知早在秦孝公、商鞅时代，"焚书"作为已经"实行"的行政操作方式明确见诸文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诸子》写道："《韩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愚按《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之无异也。"是说商鞅和李斯坚持的文化主旨"无异",而读《韩非子》本文，可知"燔《诗》《书》",就是"焚书"无疑。前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儒林传》所谓"燔《诗》《书》",以及《汉书·王莽传下》所谓"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都是说秦始皇"焚书".
"焚书坑儒"形成的文化惯性，对后世政治生活依然有着长久的影响。以行政权力强化思想控制、文化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成为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上有的时代，控制和反控制矛盾的激化，便可能重演秦代发生过的严酷的文化摧残和人身迫害。东汉党锢之祸发生，陈蕃上疏极谏，以当时局面直接比况秦时形势："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后汉书·陈蕃传》）面对汉末黑暗政治，申屠蟠也曾经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于是选择"穷退""韬伏",采取另一种抵制的态度（《后汉书·申屠蟠传》）。这可以看作宋人俞德邻所谓"商皓虽寂寞，幸免坑焚悲"（《佩韦斋集》卷三）的翻版。这种对"焚坑"之祸一再的深刻警觉，是因为这种危险确实长期存在的缘故。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