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作家反思二战结局:被苏军“解放”等于奴役(2)

时间:2013-07-30 10:09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凌越 点击: 载入中...


  可是按照古希腊戏剧家的信条,人只要没死,他的命运就是难以预测的,我注意到在《阿尔法,道德家》这一章后面附录的阿尔法原型安德热耶夫斯基的简历中有这样一句话:"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1956年后成为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就在《被禁锢的头脑》出版四年之后。"阿尔法又一次转向了,对此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不会过于吃惊,因为米沃什以诚实的笔触描绘出阿尔法战前和战时的表现时,他的最终转向几乎是必然的,而米沃什对他的批评则在这种转向中变为苛责之词。在米沃什所描绘的四个作家肖像中,阿尔法是和米沃什本人最像的,其肖像中包含着挣扎与困惑,小小的苟且和最终的英勇。没有人是完美的,但那并不是人们走向堕落的借口,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可以将有罪的人类拯救。


  从米沃什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贝塔是一位杰出作家,对于贝塔的文学成就,米沃什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加以强调,"当我拿到这本诗集(贝塔的第一本诗集)并费力地翻开黏糊糊的油印封面朝里看时,我立即意识到是在和一位真正的诗人打交道。"在谈到贝塔的短篇小说时,米沃什这样评论道:"我读过许多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但没有任何一本像贝塔的这本书那样令我感到毛骨悚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米沃什甚至忍不住引用了好几段贝塔小说中的片段,因为这样"会比干巴巴的叙述贝塔写作手法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这是一些极端克制冷静客观的集中营生活场景的描写,米沃什准确地看到小说里表面流露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来自于贝塔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的爱".


  越是强调贝塔文学作品的冷峻和杰出,他在战后沦为政治宣传员这一事实就越是令人唏嘘。一棵政治的罂粟将他的所有文字都败坏了,可是米沃什立刻警醒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许多杰出作家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政治激情,像斯威夫特、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的政治激情,由于他们希望告诉读者的某些重要寄语,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力量。"米沃什在书中对于政治因素在文学中造成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的分析稍嫌简单,但是随后对于贝塔这种转向的内在分析则更显深度:"(贝塔)强调简化,去掉一切幻想,赤裸裸地去表现一切。"最终,词汇成了斗争的口号,同时也成了行动的一种不完善的替代物。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分野,即政治和文学的分野,并且对于贝塔来说,政治最终战胜文学。可是文学并不是修辞学上的小把戏,丧失了文学对品味和复杂性观察的保证,孤绝胜出的政治也将会变得狭隘甚至于丑陋不堪。对于敏感的心灵,这样的事实粗野而低俗,贝塔在1951年的自杀说明他被刻意隐藏的敏感心灵一直在起作用,而粗野的政治粗陋的宣传文字则一直在极力扭曲这个生命,直至折断。


  戴尔塔是个性颇为复杂的行吟诗人,他生性沉默寡言,阴郁悲观,皱着眉头看人,只是一见钱便很激动。米沃什转述的一件趣事颇能说明戴尔塔的性情。有一次,酒鬼戴尔塔被强制送到戒酒中心接受治疗,他找借口与医生打赌,结果所有医生和患者,包括酗酒者全都酩酊大醉,大家还在戒酒中心走廊上举行了一场自行车比赛。但与喜庆的外表不同,戴尔塔骨子里是一位杰出的悲剧诗人。他的诗歌的主题令人讶异,但是奇特的是,这种压抑是以绚丽的外表展示出来的,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跳舞的吉卜赛女人,睡在窗台上的猫以及开满鲜花的苹果树。


  戴尔塔从未对政治表现出任何兴趣,他讽刺所有争权夺利的党派集团。1937年当他投身到极右派阵营时,许多人都为之瞠目,但是米沃什看得明白,戴尔塔的目的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像旧日的歌唱家或行吟诗人那样,手拿诗琴,身边围着一群崇拜者。他不喜欢那些不受读者欢迎、面对四壁孤独冥想的作家。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战后他和波兰政府的合作,而争取到像戴尔塔这样具有广泛影响诗人的支持,对于当时尚立足未稳的共产党政府显然也有着现实意义。但作家和强权政府的调情是很危险的,固然戴尔塔可以运用过分的艺术夸张手段,将自己热烈的赞美暗地里转向讽刺,但是强权政府则会动用直接的权力捋平作家的个性,使其服从自己的目的。最终,和所有在极权社会挣扎求存的作家一样,戴尔塔的"那些失去了昔日勃勃生机的诗歌与数十个二流诗人写的平庸作品没有任何区别".


  《被禁锢的头脑》是一本颇为庞杂的书,在作为核心的四个作家的精神肖像周围,还穿插着米沃什对波兰被奴役的历史的描述,对东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比较,对作为自欺欺人的面具的"凯特曼"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亲历其中的见证者的视野而浸染着悲剧色彩。米沃什在书中忽而殚精竭虑忽而痛心疾首忽而冷嘲热讽,就像英勇的堂吉诃德,而他需要与之搏斗的巨大风车有两个,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苏联极权。在这本书写作三十年后,米沃什在美国加州撰写英文版序言时还强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思潮制造出来的吸引力都还没有成为过去。尽管我在本书中描写的是极权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的阶段',但是,已经过去的这三十年的光阴,并没有消除这一现象顽强存在的深层理由。"岂止三十年,在已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这本书,你仍然会有一种奇特的契合感,这当然不是幻觉,而是因为书中所写的许许多多的细节、所探讨的人们各种各样的想法,依然没有过去。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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