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镉稻米、含汞鱼贝……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而是靠推动、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走出了困境。

　　在日本的商店里，如果你看上一棵蔬菜，可以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50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发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