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而作的祭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之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日前，于成龙博士作客首都图书馆，为公众揭秘了这件重要国宝的出土过程。　　

　　发现殷墟

　　刻字“龙骨” 暴露殷商故都

　　清朝光绪年间，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的农民时常会在田里挖出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他们或将其当作治疗妇女病及身体虚弱的中药材“龙骨”，出售给中药店；或在安阳每年春秋两季庙会上将其作为治外伤的“刀尖药”零售。

　　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北京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服药，发现从药店买回的“龙骨” 上刻有文字。之前，1898年，天津的王襄、孟定生对此已有耳闻。

　　王懿荣、王襄、孟定生等金石学家识出这些甲骨上的契刻竟然是年代久远的商代文字，于是开始重金收藏、购买“龙骨”，从而使昔日“每斤仅值数钱”的“龙骨”身价倍增，一跃成为每字值银“二两五钱”的 “古董”。

　　1908年，罗振玉从古董商范维卿口中得知这些甲骨的真实出土地是安阳小屯村，这对于确定小屯村为商代都城与甲骨文为晚商遗物的研究，均是重要的前提。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洹河两岸。遗址以小屯村为中心，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宫殿区，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为王陵区。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共进行15次发掘，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先后负责，此地出土了大量的墓葬、遗址、遗物。

　　同时，随着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盗掘文物之风日益猖獗，当时政府虽严令禁止，但收效甚微。

　　掘出大鼎

　　村民“探宝” 祖坟地里发现大方鼎

　　1939年3月15日， 农历正月廿五，武官村一村民，名叫吴希增，来到同村吴培文家祖坟地里，以寻找中药材“田七”为名，实际是“探宝”(盗掘) 。在他用探杆(洛阳铲)探到十几米处时，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阳铲也卷了刃。

　　于是吴希增跑到吴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刚才的“探宝”经过。当时，此地有一行规：谁家地里发现文物，地主就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还要另加一股，但要负责全部费用，而且所有参与盗掘的人都持有一股。

　　两人商量后，就在当天夜里，找了七八个人，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

　　众人使用抓钩子刨土，又在坑口处安装辘轳往上吊土。过了两个多小时，当挖至十三四米处时，大鼎鼎身呈现。但此时天色渐明，众人害怕日本人知道，将土回填，返回武官村。

　　偷运回家 三头骡子拉铁轮车

　　3月16日夜里，参加盗掘的人数增至三四十人，当地区公所也派了两个排，在距离现场50米处设岗，这些人都是为了得到大鼎的“股份”。

　　这次，众人将坑扩大至2.5米见方。到了午夜时分，鼎身显露出来， 斜立在泥水之中，口向东北，足向西南，一耳朝上 。

　　村民用旧井绳拴在鼎耳上，想尽各种办法向上拉，但鼎纹丝不动。

　　众人又将三条麻绳分别拴在鼎耳与鼎足上往上拉，但在距离地面六七米处，麻绳突然断裂，大鼎又掉入坑中。此时曙光初露，村民无奈，再次将鼎重新埋入坑中。

　　3月17日，夜幕刚刚降临，吴培文拿着刚从县城买来的三条新井绳，其他村民抬着早已准备好的大梁等，在坑口搭了一个三角架。 麻绳一头拴在鼎耳处，一头拴在鼎足处。

　　这些村民分成两班，先撬起鼎的一端，用土填实后，再撬起另一端，如此这般重复，直至次日，即3月18日凌晨5时，才将鼎从十几米深的坑中拉出。

　　这时，村民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另一只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寻觅，不见，又发现断口为旧茬，遂作罢。

　　众人使用一辆三头骡子拉的铁轮车，将大鼎运到吴培文家 ，并将其埋在吴家粪坑之内 。

　　命运坎坷

　　出价20万 北京古玩商高价购鼎

　　掘出大鼎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大鼎掘出后一个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萧寅卿随身带着两个保镖，乘专车来到吴家。

　　萧寅卿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最后表示以 20万大洋购买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为8块。

　　第二天，村民买来三打新锯条，当天夜里，在吴培文家四周布下岗哨，分成两组，分别锯刻有铭文一侧的两个鼎足。至次日凌晨2点，36根锯条几乎磨秃，但鼎足仅留下轻微的痕迹。

　　他们抡起50磅的大油锤猛砸鼎壁，欲将其裂为四块，但声音太大，恐被发觉，在房上又加岗，关上大门，继续砸击鼎身，但大鼎完好无损。

　　众人用稻草填满鼎腹，上面蒙上被子，再坐上人，并用旧鞋底垫在鼎耳的背面，继续砸。经过四五十锤，鼎耳终于被砸掉了。

　　村民乐不可支，但冷静下来，感到肢解大鼎太难，而且，如果萧寅卿变卦，就会落得一场空。

　　众人商议后，将大鼎转移至吴培文家西屋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宝人吴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村民生怕日后大鼎遭劫，只要还有一耳在手，就留有可周旋余地。

　　日军抢鼎 搜走无铭文青铜甗

　　数月之后，驻彰德县(日伪时期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此事，开始抢鼎。

　　第一次搜查武官村，日本人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

　　因为汉奸告密失误，日本人一进村就直奔与吴培文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马棚，结果一无所获。经过这次搜查，村民连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转移至吴家平日用以装马草的东屋。又在东屋地下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

　　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甗，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吴家的空炕里面。

　　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里面的“青铜甗”。正在此时，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几十年罕见的大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大树几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 ，离开了武官村。

　　1991年5月下旬，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姚青芳、杨小林、胡东波三人赴安阳实地考察，并对吴培文进行访谈。本文上述内容完全依照此次访谈录音整理而成，从客观出发，无任何主观附加，与现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流传的版本有较大区别，请读者慎重区分。

　　重新掘出

　　作为寿礼 从安阳运往南京

　　大鼎在吴培文家东屋地下沉睡八年。抗战胜利次年，即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四处打听“后母戊”大方鼎的下落。

　　吴延年日伪时期曾任督学之职，是“后母戊”大方鼎的股东之一。

　　6月28日，陈子明将其逮捕入狱，案由是吴延年在日伪期间有“附逆” 行为。吴延年为洗刷罪名，说出了大鼎的埋藏地点，并愿将鼎献出，借以“将功补过”。

　　1946年7月11日深夜，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军的协助下，直扑吴培文家东屋草房，将大鼎从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吴希增家，搜出鼎耳。

　　后来，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即当时驻新乡县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后母戊”大方鼎派人押运至南京，作为蒋介石60大寿贺礼。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后母戊”大方鼎 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欲将“后母戊”大方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难于搬运而放弃。

　　盛世重光

　　山东师傅 为大鼎复制器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后母戊”大方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后母戊”大方鼎 复制了另一只鼎耳。1958年，“后母戊”大方鼎陈列于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文物陈列》。

　　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竣工，当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后母戊”大方鼎 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更加广泛地面向观众。自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 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198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开始对“后母戊”大方鼎 进行科学保护 。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也隆重开展，“后母戊”大方鼎傲然矗立其中，恭迎广大观众盛临。

　　讲座整理/校园观察员张庆芳 董月阳

　　【小档案】

　　“后母戊”大方鼎，旧称“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而作的祭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此鼎一直被称为“司母戊”鼎。1962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探讨此鼎铭文“司母戊”中的“司”字，一些学者认为此“司”字应为“后”字， 可由商代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有关辞例佐证。2011年3月，《新闻三十分》首次将此鼎名报为“后母戊”鼎。

　　主讲人简介

　　于成龙

　　200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学术研究范围遍及中国考古学、古文字学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及书法等文物专项研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负责《湖北出土文物精粹展》、《古代中国陈列·夏商西周时期》与《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等大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