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财政金融工报》刊登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相关报道
无私的援助
1955年到1958年，从全国各地调迁兰州的数路大军，汇集黄河之 滨，摆开建设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战场。他们之中有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干部和职工，还有刚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连同他们的企业一起落户兰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建设大军中，组建于1954年的西北兰州工程总公司（即现在的省建总公司）就有5万多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是他们，肩负起全市重点项目的施工建设任务。
1956年，随着兰炼、兰化、西固热电厂、西固水厂等大型工业项目陆续破土动工，以及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一大批科技文教项目的兴建和扩建，兰州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巨大的潜在市场。商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一日千里的工业和城市建设速度，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早在1955年7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关于工业内迁及劳动力调配座谈会”，提出了紧缩上海城市规模的战略决策。当时上海的工商业受外部封锁和国内消费变化的影响，处于发展低谷，一些企业的资金、人员需要新的投资环境和就业岗位，这就为上海的一些企业、资金、人员内迁支援西北建设创造了客观条件。此后，在我省的主动要求下，上海和兰州市互派代表团参观、访问。经过充分的宣传、动员和协商，商定了援兰企业（包括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及企业迁兰后的厂（店）址和人员安置、工资待遇等问题。
根据兰州需要和上海援兰计划，援兰企业必须是各行业的佼佼者，能够广泛地起到示范推动作用。从1956年到1960年底，陆续迁兰的工业企业有41户，主要从事制药、小五金、玻璃、针织、墨水、印刷等业务；商业服务业共计73户，资金近290余万元，其中有闻名上海的佛慈制药厂（现兰州佛慈制药厂）、利华墨水厂、悦宾楼京菜馆、意姆登洗染店、凤凰照相馆（现兰州照相馆）和号称上海“三大祥”之一的信大祥绸布店，以及具有80多年经营历史的泰昌百货公司和做工讲究、技术优良的王荣康、培琪西服店等。
这些企业在省、市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除个别需要安置到西固城和东岗地区外，几十家店铺几乎全部安置在人流集中的市中心商业区最佳地段，同时在生活待遇上尽量予以照顾。从此，他们依靠自身的优势开拓进取，为兰州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为可贵的是从根本上起到了稳定10多万援兰大军的积极作用。
丰厚的馈赠
迁兰企业落户兰州，不仅极大地繁荣和丰富了商品市场，而且以其良好的声誉、周到的服务，使兰州的面貌为之改观。几乎所有的上海迁兰企业，在为兰州市民提供购物方便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远东绒线店月平均营业额比上海增加了近6倍；培琪西服店和泰昌百货公司（后并人张掖路妇女儿童用品商店）的营业额也分别增加了两倍半；新亚洲理发店营业额增加了50倍，这是出乎他们预料的，改变了他们西北贫穷落后、营业额下降的认识。鼓足了放手经营的魄力和信心。
工业企业同样突飞猛进。佛慈制药厂迁兰后，积极开发当地的药材资源，生产出120多种中药产品，属全国16个中药重点生产厂家之一，产品行销东南亚各国及美国、古巴等地；兰州搪瓷厂迁兰时仅有8台旧式车床，年产值66万元，到/988年 产值已达727万元，产品也由原来的6种扩大到90多种；上海工业玻璃厂迁兰后合并到兰州玻璃厂，援兰技术能手周山宝试验成功的大红色套料花瓶为当时玻璃工艺一绝，成为该厂的拳头产品，远销英、美、法、日本、伊朗等许多国家，为兰州赢得了声誉。
1956年8月，以著名表演艺术家尹树春为首的共计演职员60余人的春光越剧团迁兰。至此，兰州真正成为上海迁兰企业工作人员的第二故乡，先后有500余人受到表彰、奖励。
上海的无私援助，对兰州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如下几点：建立起比较齐全的服务网络，使兰州的商品市场日趋活跃和繁荣，基本保证了兰州市民和广大建设者的消费需求；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对于转变兰州市民的思想观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尤为直接突出地体现在商业和饮食服务业方面，为兰州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有的企业至今仍为兰州各行业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