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金额的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Vogel）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把赎金压到最低。”

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赎金，而且是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是1963年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峰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接出来，同时，瑞林格尔要把全额赎金交给他。

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Stange）坐车去邻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Lehrter）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时，“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子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订交换日程。

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方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富有呢？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

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应该属于灰色的。”

瑞林格尔的回忆却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中回忆道，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Seider），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了，赛德尔才终于获得自由。

神奇大巴

赎救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客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政治犯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

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州的客车营运商莱西尔特（Reichert），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的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HU-X3，在东德境内则是IA-48-32。

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避开热闹，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是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越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吉森的接待营。

迪特里希·科赫博士（DietrichKoch）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到，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士兵，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自由世界。

还有一位叫基尔希（UtaGiersch），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

显然，这些获得自由的东德人都曾经被要求保持沉默。若干年后，被西德赎救的鲍伊尔斯菲尔德（Alexander。W。Bauersfeld）在1998年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日报》记者的访问时，还能记起当年佛格尔律师在他和别人被送往西德的时候说的话：“你们肯定会认识我，我是律师佛格尔。你们要开心，因为你们坐在这辆巴士上，这里不需要去柏林东站或者库档大街的车票。你们将直接去吉森，那里等待你们的不是宪法保护委员会，而是跟我合作的律师。……你们不要去斯普林格尔出版社，不要让人知道还在这里坐牢的人的名字并让他们出现在报纸上，如果那样我将保护不了你们。那时就会有人来找我，他们手里拿着红色铅笔，在我眼前笑着把那些坐牢的人的名字划掉。”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