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18岁时，一辆敞篷“大解放”驱车百余公里，把我们8位尚不知愁味的少年拉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屯落。 

　　初来乍到的新奇感，不消三五日便荡然无存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失落与无穷的孤独。入夜，点燃煤油灯，盘腿坐在土炕上，低声轻吟起当时最为流行的知青之歌———《怀念家乡》。唱至伤情处，泪水便顺着腮边滚滚而落。 

　　“笃、笃、笃！”有人重重地敲击着木质窗棂：“嚎什么嚎？亏你们还是识文断字的学生呢！”一个高八度的女声在吼，吼声在这寂寥的夜半乡间显得格外辽远，独具威严。凭窗远眺，朦胧的月色下，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已快步远去。她，就是“辣嫂”。 

　　在乡间插队的日子里，知青所受到的“再教育”的待遇，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屯里的“半拉子”劳力可以挣到满工分，可我们尽管付出与成人同样的劳动，也只能挣到半日的工分，虽然心里愤愤不平，却也敢怒不敢言，惟恐贻误了抽调回城的机会。辣嫂不知从哪寻摸到了这事的底细，傍晚刚收工，连晚饭没顾上吃，就硬逼着我们跟她去讨公平。来到大队会计的家门口，辣嫂飞起厚重的大脚板，“咣当”一声将房门踢得大敞四开。她左手叉着腰，右手的食指几乎戳到了队会计的鼻尖上：“你家的娃，你心疼得蝎蛰狗咬的，城里的孩子不是娃？！你的良心揣到裤裆里去了？啊！”“辣嫂”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仅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挣了满工分，而且屯里人也对我们客气多了———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身后有了一座不倒的“靠山”。 

　　“庄稼院里无轻活”，夏秋之交的放秋垅，是活计中的累中之累。屯邻们铲完了一条垅，就歪在地头的树阴下谈天说地，却没有人搭把手。辣嫂火了，又飞起了宽大的脚板，照着几个正躺在芳草地上闷“蛤蟆头”叶子烟的后生的屁股就踢：“别耍赖，帮人一把累不死……”她第一个赶上来接应我们，那几位挨踹的后生也不得不乖乖从命。“哎，我说辣嫂，他是你大伯子，还是你小叔子？咋这么心疼呦。”屯里的老辈人站在地头上打哈哈凑趣。“咋了，老爷子，眼气了！他要是岁数再大点我没准还娶他倒插门呢！” 

　　次年，我抽调回省城，临行那天，辣嫂特意起了个大早，套上马车为我送行。一路上，辣嫂的表情十分冷峻，我们彼此相对无言。翻过一道岗，辣嫂甩了个响鞭说：“其实，我早就估摸到了，你们这些城里娃，绝不是地垄沟里捡豆包的命，早晚都得走人……”言毕，又甩了一记清脆的响鞭。我偷眼望辣嫂，她那清澈的眸子里分明跳跃着亮闪闪的泪花……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常想起那段蹉跎岁月，想起帮我度过岁月艰辛的那个女人———哦，亲亲的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