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出身于显贵之家，自其曾祖父袁安以来，四世有5人位居三公，史载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跐袁绍传》）。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府组建了一支新军以保卫洛阳，在西园设立总指挥部，这就是著名的“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为上军都尉（即总统帅），袁绍为中军校尉（即副总统帅）。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杀死蹇硕，不久何进也被杀，袁绍发兵悉诛宦官，死者2000多人。陈琳的这篇檄文旧事重提，刻意指明曹腾的宦官身份，藉此激起“友军”以及社会对曹操的“公愤”。

清代何焯认为，后世有关“曹操盗墓”的传闻，即是以陈琳的这篇檄文为根据，他说：“此事不知信否。《文选》注（引）《曹瞒传》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似缘此檄而实之者也”。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实曹操“盗墓”，显然有失公允。今人张舜徽主编《后汉书辞典》“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条也认为，这两个“官职”是“袁绍攻讦曹操时所云官名”，实无其事。

殷纣王和曹操都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的形象却由于不尽相同的社会原因，同样地受到严重的扭曲和丑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成王败寇”的文化心理使然），毋宁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尚书圠牧誓》篇列举殷纣王罪恶尚能比较“属实”，到了陈琳的《檄州郡文》，则对曹操进行肆意诋毁，这表明后世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恰恰可以印证孔子所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檄文这种文体在中古时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在认知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仔细考察，更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作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