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120周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非凡个案，重温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从中可以获得些许镜鉴。

镜鉴之一：“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

陶行知早年曾试图行医济世，但广济医学堂歧视不信教学生的作法扑灭了他的梦想。1911年，在金陵大学学习的陶行知开始追随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陶行知回到徽州，任初成立的府议会秘书半年，其间他参与了余德民等人在屯溪阳湖余家庄的武装起义，并在华山岭进行了一次枪战。起义失败后，陶行知又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其学业。

但是，新建立的政权孱弱，领导起义的余德民等人的败走，让陶行知体验到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他意识到：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准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他认为，谋国民全体之福利，应“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强调“政府者人民之政府”，而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程度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一党自画”的党祸难防、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出现。“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的信中更明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镜鉴之二：“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陶行知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毕生始终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他通过行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充分利用试验主义作为立新破旧的工具。他批评中国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凭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陶行知所倡导的试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它能开创新局面，也会遇到大阻力。他认为，注重试验的教学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试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

1919年，陶行知对他所提倡的“新教育”概念作了系统阐述,即适应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好领袖，另一方面要培养“新的国民”，“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他主张试验不是只待在实验室里，而是认同“要拿平民主义作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

镜鉴之三：“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陶行知是从平民中走出来到美国留学而成为大学教授的，然而早年的艰苦求学经历以及受助于人养成了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也奠定了他为民立言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平民思想”深入人心，陶行知当时已意识到：中国教育缺乏民主，集中反映在人民不能平等享受教育权，因此，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1922年,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舞台，成立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大力推进平民教育。他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起人声称：要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1923年11月1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此后，他拿出全部精力推行平民教育。1926年，陶行知怀着“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远大抱负走向乡村，创办了晓庄学校。

镜鉴之四：“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最缺少的是民主，所以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不仅在社会上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也大力倡导民主教育。他主张：“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为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他还提出了“六个解放”——要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

1944年10月13日，陶行知致信校务会议说：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一切提案宜有整齐形式，兼提出理由及具体办法。我们要创造的民主，民主的创造，我们不要庸俗的、形式的、空谈的民主，也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英雄的、少数人的创造。一方面我们要用创造的生活来充实民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用民主来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1945年底，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开始在生活教育中实行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四大方针。1946年7月初，陶行知做了题为《中国之新教育》的演讲，提出五项修养：为博爱而学习，为独立而学习，为民主而学习，为和平而学习，为科学创造而学习。（作者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陶行知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