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文洁若结婚照（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魏邦良，原题：《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萧乾一直认为，一向谨小慎微的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上了某个人的当，换句话说，倘若不是某个心怀叵测之人挖空心思“引蛇出洞”的话，他完全可以躲过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那么，这个把萧乾从“洞”中引出来的人是谁呢？萧乾在其回忆录中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
我家一向烧炭饼，可1956年冬天，忽然给送来三吨阳泉煤。我以为送错了门，一看，发票上写着‘萧作家’，才知道这是新的身份为我带来的特殊待遇。洁若捧着一块在手里，说这可是金子般的宝贝，烧起来火苗旺，又不臭。
阳泉煤来时是“福”，以后却成为洁若的“祸”了。此是后话。
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萧乾回忆录》）
萧乾所说的“不祥的单位”，就是《文艺报》编辑部。一年后，“反右”开始，《文艺报》主编和除萧乾外的其他几个副主编都安然无恙，唯独萧乾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原因何在？萧乾的理解如下：
在国外，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我谈谈那个由三位党员及我这唯一的非党副总编辑领导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开始时，罪责怎么会全部落到我一人头上的呢？当时，我拒绝了答复。如今趁着还有活见证，我想在此谈一下经过。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子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萧乾回忆录》）
萧乾笔下的“首长”、“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到底是谁呢？查一下《文艺报》的历年主编，不难找到答案，但那毕竟是推测。不过萧乾夫人文洁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在一本名为《生机无限》的书中告诉我们，那位劝萧乾去《文艺报》当副总编的“首长”是张光年，那位要萧乾当一阵子“执行副总编”的“大干部”还是张光年。
乾刚回京，作协的另一书记、内定改版后《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就来到我们家。30年代，乾与他虽然同在上海，但未谋过面。这位主编是以串门聊天的姿态来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艺报》改版的事。由于他住在与我们相距咫尺的北屋里，我们私下里称他作“邻居”。那阵子他几乎天天来，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还在歇产假，就睡在用书柜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则在其他屋里。“邻居”并未理会屋里另外还有人，我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后“邻居”就亮出来访的意图。乾仍旧坚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论，又一心一意想搞创作。经过多次的死磨活磨，乾终于有点被感动了。“邻居”保证他去了之后，每周只参加一次不超过两小时的编委会，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说，一旦刊物上了轨道，他照样可以去开滦。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他们就像在拉锯：一个劝，一个婉言谢绝。
功夫不负苦心人，“邻居”硬是迫使乾答应下来。”
我认为，一开始，张光年苦口婆心劝萧乾出任改版后的《文艺报》副主编，根本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因为那时还在1956年，人人都不可能预料到1957年的那场风暴会横扫中国，张光年也不例外。我认为，那时候的张光年苦劝萧乾加盟《文艺报》，不过是为了响应政府当时的号召，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央十分看重民主人士，希望更多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能担任一些重要职位。说的通俗一点，张光年放下架子劝萧乾不过是为了赶时髦，当然，不能排除张光年这样做带有私心——能把萧乾这样有名望的党外民主人士拉到《文艺报》，表明了他是有工作魄力的，是能够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的。
按萧乾的逻辑，如果自己不听张光年的劝，不去《文艺报》，就不会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认为自己后来一切的苦难应归咎于张光年，是张光年设置了圈套让他钻了进去的。这样理解太情绪化了，事实上，萧乾即使不去《文艺报》，不担任副总编，他在别的单位别的岗位，也同样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样的道理，萧乾应该懂的。
初到《文艺报》，萧乾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在翌年出席了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萧乾的精神风貌完全变了。
1957年3月，萧乾应邀去中南海参加一个党内大会。会上，领袖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萧乾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十分振奋。会后，萧乾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他开始积极主动、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
1957年3月间，乾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党内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党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题儿第一遭参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党内的会议。那天，他穿上陪外宾时定做的蓝呢制服，挺神气地去开会了。
回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说是毛主席做了个报告，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保证绝不报复。（《生机无限》）
领袖的话给了萧乾一粒定心丸，一向谨慎的他变得大胆起来，决心以实际行动帮助党整风。那段时间萧乾异常忙碌。一方面，作为《文艺报》的常务副主编，第一次独立担负领导工作，负责整风期间《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文艺报》一改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党外作家，萧乾也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鸣放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要沈也写文章帮助党整风，好在沈从文拒绝了，否则，也是在劫难逃。
自从参加那个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觉得如果完全不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用具体行动帮助党整风，也许反倒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生机无限》）
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出于想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一些的想法，萧乾才开始加入鸣放者的行列。平心而论，虽然萧乾进入《文艺报》是张光年苦劝的结果，但萧乾在大鸣大放期间不甘人后的表现却与张光年毫无关系。
萧乾认为，张光年要他担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是张光年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想推卸责任让他来当替罪羊。萧乾夫人文洁若也持这种观点。并且，文洁若还从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张光年很有可能是预先得到可靠情报，然后不仅抽身而出，并且成功地把萧乾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来。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乾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乾等人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
及至读了黄秋耘送给乾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我才恍然大悟。（《生机无限》）
在《风雨年华》一书的第177页上，作者黄秋耘描述了1957年邵荃麟接到电话的情景：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发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风雨年华》第180页还有这么一段话：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看了邵荃麟这番话，文洁若认为，那些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如张光年，不仅能及时抽身，而且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而蒙在鼓里的人，如萧乾，则成了被“引”出来的蛇。
1957年5月18日是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本来都是同志同事，但是一部分人却预先得悉内情，开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后又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生机无限》）
对于文洁若的看法我不能同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作出了具体部署。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的序幕由此拉开。
鼓励党外人士给党整风的是毛泽东；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的，还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风云突变的，外人很难知晓。所以，在6月之前，一切有关风向要转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周扬打电话给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只是某位高层领导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猜测而已。
萧乾那篇措辞尖锐、直言无忌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是直到6月1日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而力主发表此文的是邓拓。如果说周扬知道了内部消息，那么邓拓也应该知道。邓拓如果获悉了内幕消息，仍力主发表萧乾的文章恐怕就存心不良了。而萧乾夫妇都认为，邓拓根本不知情，他完全没有陷害萧乾的想法，他发表萧乾的文章是因为他相信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如果邓拓对所谓的内部消息一无所知，那么，张光年们有可能得到可靠的内部消息吗？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另外，文洁若认为，《文艺报》其他几个主编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突然转向，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文艺报》的几位正副主编，包括张光年，都是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后来因为中央某个领导人出面保他们，才得以逃过一劫。《郭小川1957年日记》记载了这件事：
对艾青的严重错误，我实际上也是包庇的，没有支持和参与对他的斗争。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文艺报》的头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
由此可知，张光年和其他几位主编不是因为预先得到情报才逃过一劫；他们未被打成右派，是因为邓小平的保护。
其实，当时的总理也是想保护萧乾的。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总理对萧乾的保护似乎没有起到作用。
1957年7月的一天，当乾被整得连房门都不敢出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份请柬：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约上了。说实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协领导发话了：周总理请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来，他面带喜色地对我说，总理讲话时，特别把他和吴祖光叫起来，说他们不应算作右派分子，并且鼓励两人“要认真检讨，积极参加战斗”。当时他想起党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句话，真有了些重见天日的盼头。
吴祖光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第二天就曾贴出过《风雪夜归人》的海报（然而很快就覆盖了），乾照样挨批挨斗，一点也没松动。（《生机无限》）
张光年为什么要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我认为至少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张得到风向要转的内部消息，所以把萧乾推出来作“替罪羊”；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况确如张光年所说，其他两位副主编因有事缠身，不得已才让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还有一种情况是，张光年这样做是出于好心，也就是说张光年是出于对民主人士的尊重才请求萧乾担任副主编的。因为在1957年3月，国务院曾召开过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特别谈到了对民主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一向积极紧跟的张光年当然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萧乾夫妇的看法——张光年让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是“引蛇出洞”，只是三种可能当中的一种。看来，问题的实质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周扬知道了内幕消息，而身为《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却蒙在鼓里；邓小平保张光年，保下了；周总理保萧乾，却未果。看来，当时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扑朔迷离，十分耐人寻味。我认为，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还必须假以时日，等待有关档案的进一步解密。
如果萧乾夫妇能冷静一点，理智一点，就不会把萧乾被打成右派的账算在张光年的头上。1957年的风暴从天而降，能否逃过这场风暴，完全要靠你的运气好不好。然而，萧乾夫妇在回顾往事时，为什么总对张光年耿耿于怀呢？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张光年对萧乾的伤害太深了。
在批判萧乾的大会上，张光年说：“我是引蛇出洞！”那是大言不惭，也是过火表演。张光年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也是为了自保。对此，萧乾想必能够理解，当然也就能够大度地予以宽容。然而，张光年后来的一次行为，却极大地伤害了萧乾，也使萧乾终身难以释怀。
被打成右派后，萧乾被发配到某个农场劳动。1960年的春节，他获准回京探亲。当时，文洁若为了和上司搞好关系，劝萧乾去看望一下老领导张光年，没想到，后者却给了萧乾一次结结实实的侮辱。
我千不该万不该怂恿乾去看望他原来的领导——《文艺报》主编张光年。那天他回到宝钞胡同的小堆房后，不断摇着头说，何必自找这通侮辱。……那天从张光年家出来，乾浑身发抖，怕出车祸，连车都不敢骑了，便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西总布胡同。（《生机无限》）
那么，又是怎样的侮辱让萧乾如此难堪如此愤怒呢？
洁若劝我去大酱园子看看那里的领导。最初，我实在鼓不起这份勇气，但他认为，既然我的命运掌握在那些人手里，就还是去看看的好。
我们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后，人家早把我一脚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关上门享受着天伦之乐。我去敲门时，听到里边无线电播放着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欢笑声。及至一开门，人家见到寒碜狼狈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强让进去之后，无线电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间屋去了。只剩下大干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师椅上，劈头就问我劳动得怎么样。我把路上想好的话说了一遍，表示尽管改造得不好，对自己还是乐观的。现在中央连像王耀武那样的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我相信自己总比他们会……
那位大干部铁青着脸，半腰里就把我打住，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文艺界的王耀武！”（《萧乾回忆录》）
雪中送炭的安慰，会让人如沐春风，温暖一辈子；雪上加霜的侮辱，则令人如落冰窖，那种寒冷，沦肌浃骨，终生难忘。张光年这句恶狠狠的话，正是让萧乾领教了这种寒彻肺腑的冷。
回顾往事，反思历史，当然不应该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但既然张光年对萧乾的伤害如此之深，他在回顾历史时，又怎能轻易跳出个人的恩怨是非？
(责任编辑：鑫报)
萧乾一直认为，一向谨小慎微的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上了某个人的当，换句话说，倘若不是某个心怀叵测之人挖空心思“引蛇出洞”的话，他完全可以躲过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那么，这个把萧乾从“洞”中引出来的人是谁呢？萧乾在其回忆录中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
我家一向烧炭饼，可1956年冬天，忽然给送来三吨阳泉煤。我以为送错了门，一看，发票上写着‘萧作家’，才知道这是新的身份为我带来的特殊待遇。洁若捧着一块在手里，说这可是金子般的宝贝，烧起来火苗旺，又不臭。
阳泉煤来时是“福”，以后却成为洁若的“祸”了。此是后话。
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萧乾回忆录》）
萧乾所说的“不祥的单位”，就是《文艺报》编辑部。一年后，“反右”开始，《文艺报》主编和除萧乾外的其他几个副主编都安然无恙，唯独萧乾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原因何在？萧乾的理解如下：
在国外，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我谈谈那个由三位党员及我这唯一的非党副总编辑领导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开始时，罪责怎么会全部落到我一人头上的呢？当时，我拒绝了答复。如今趁着还有活见证，我想在此谈一下经过。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子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萧乾回忆录》）
萧乾笔下的“首长”、“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到底是谁呢？查一下《文艺报》的历年主编，不难找到答案，但那毕竟是推测。不过萧乾夫人文洁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在一本名为《生机无限》的书中告诉我们，那位劝萧乾去《文艺报》当副总编的“首长”是张光年，那位要萧乾当一阵子“执行副总编”的“大干部”还是张光年。
乾刚回京，作协的另一书记、内定改版后《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就来到我们家。30年代，乾与他虽然同在上海，但未谋过面。这位主编是以串门聊天的姿态来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艺报》改版的事。由于他住在与我们相距咫尺的北屋里，我们私下里称他作“邻居”。那阵子他几乎天天来，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还在歇产假，就睡在用书柜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则在其他屋里。“邻居”并未理会屋里另外还有人，我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后“邻居”就亮出来访的意图。乾仍旧坚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论，又一心一意想搞创作。经过多次的死磨活磨，乾终于有点被感动了。“邻居”保证他去了之后，每周只参加一次不超过两小时的编委会，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说，一旦刊物上了轨道，他照样可以去开滦。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他们就像在拉锯：一个劝，一个婉言谢绝。
功夫不负苦心人，“邻居”硬是迫使乾答应下来。”
我认为，一开始，张光年苦口婆心劝萧乾出任改版后的《文艺报》副主编，根本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因为那时还在1956年，人人都不可能预料到1957年的那场风暴会横扫中国，张光年也不例外。我认为，那时候的张光年苦劝萧乾加盟《文艺报》，不过是为了响应政府当时的号召，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央十分看重民主人士，希望更多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能担任一些重要职位。说的通俗一点，张光年放下架子劝萧乾不过是为了赶时髦，当然，不能排除张光年这样做带有私心——能把萧乾这样有名望的党外民主人士拉到《文艺报》，表明了他是有工作魄力的，是能够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的。
按萧乾的逻辑，如果自己不听张光年的劝，不去《文艺报》，就不会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认为自己后来一切的苦难应归咎于张光年，是张光年设置了圈套让他钻了进去的。这样理解太情绪化了，事实上，萧乾即使不去《文艺报》，不担任副总编，他在别的单位别的岗位，也同样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样的道理，萧乾应该懂的。
初到《文艺报》，萧乾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在翌年出席了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萧乾的精神风貌完全变了。
1957年3月，萧乾应邀去中南海参加一个党内大会。会上，领袖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萧乾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十分振奋。会后，萧乾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他开始积极主动、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
1957年3月间，乾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党内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党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题儿第一遭参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党内的会议。那天，他穿上陪外宾时定做的蓝呢制服，挺神气地去开会了。
回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说是毛主席做了个报告，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保证绝不报复。（《生机无限》）
领袖的话给了萧乾一粒定心丸，一向谨慎的他变得大胆起来，决心以实际行动帮助党整风。那段时间萧乾异常忙碌。一方面，作为《文艺报》的常务副主编，第一次独立担负领导工作，负责整风期间《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文艺报》一改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党外作家，萧乾也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鸣放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要沈也写文章帮助党整风，好在沈从文拒绝了，否则，也是在劫难逃。
自从参加那个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觉得如果完全不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用具体行动帮助党整风，也许反倒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生机无限》）
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出于想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一些的想法，萧乾才开始加入鸣放者的行列。平心而论，虽然萧乾进入《文艺报》是张光年苦劝的结果，但萧乾在大鸣大放期间不甘人后的表现却与张光年毫无关系。
萧乾认为，张光年要他担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是张光年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想推卸责任让他来当替罪羊。萧乾夫人文洁若也持这种观点。并且，文洁若还从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张光年很有可能是预先得到可靠情报，然后不仅抽身而出，并且成功地把萧乾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来。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乾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乾等人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
及至读了黄秋耘送给乾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年华》（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我才恍然大悟。（《生机无限》）
在《风雨年华》一书的第177页上，作者黄秋耘描述了1957年邵荃麟接到电话的情景：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发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风雨年华》第180页还有这么一段话：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看了邵荃麟这番话，文洁若认为，那些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如张光年，不仅能及时抽身，而且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而蒙在鼓里的人，如萧乾，则成了被“引”出来的蛇。
1957年5月18日是划分敌我友的关键历史时刻：本来都是同志同事，但是一部分人却预先得悉内情，开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后又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生机无限》）
对于文洁若的看法我不能同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决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泽东是在1957年6月初才决定全面反击右派的。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作出了具体部署。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的序幕由此拉开。
鼓励党外人士给党整风的是毛泽东；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的，还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风云突变的，外人很难知晓。所以，在6月之前，一切有关风向要转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周扬打电话给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只是某位高层领导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猜测而已。
萧乾那篇措辞尖锐、直言无忌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是直到6月1日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而力主发表此文的是邓拓。如果说周扬知道了内部消息，那么邓拓也应该知道。邓拓如果获悉了内幕消息，仍力主发表萧乾的文章恐怕就存心不良了。而萧乾夫妇都认为，邓拓根本不知情，他完全没有陷害萧乾的想法，他发表萧乾的文章是因为他相信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如果邓拓对所谓的内部消息一无所知，那么，张光年们有可能得到可靠的内部消息吗？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另外，文洁若认为，《文艺报》其他几个主编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突然转向，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文艺报》的几位正副主编，包括张光年，都是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后来因为中央某个领导人出面保他们，才得以逃过一劫。《郭小川1957年日记》记载了这件事：
对艾青的严重错误，我实际上也是包庇的，没有支持和参与对他的斗争。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文艺报》的头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
由此可知，张光年和其他几位主编不是因为预先得到情报才逃过一劫；他们未被打成右派，是因为邓小平的保护。
其实，当时的总理也是想保护萧乾的。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总理对萧乾的保护似乎没有起到作用。
1957年7月的一天，当乾被整得连房门都不敢出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份请柬：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约上了。说实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协领导发话了：周总理请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来，他面带喜色地对我说，总理讲话时，特别把他和吴祖光叫起来，说他们不应算作右派分子，并且鼓励两人“要认真检讨，积极参加战斗”。当时他想起党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句话，真有了些重见天日的盼头。
吴祖光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第二天就曾贴出过《风雪夜归人》的海报（然而很快就覆盖了），乾照样挨批挨斗，一点也没松动。（《生机无限》）
张光年为什么要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我认为至少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张得到风向要转的内部消息，所以把萧乾推出来作“替罪羊”；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况确如张光年所说，其他两位副主编因有事缠身，不得已才让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还有一种情况是，张光年这样做是出于好心，也就是说张光年是出于对民主人士的尊重才请求萧乾担任副主编的。因为在1957年3月，国务院曾召开过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特别谈到了对民主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一向积极紧跟的张光年当然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萧乾夫妇的看法——张光年让萧乾担任常务副主编是“引蛇出洞”，只是三种可能当中的一种。看来，问题的实质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周扬知道了内幕消息，而身为《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却蒙在鼓里；邓小平保张光年，保下了；周总理保萧乾，却未果。看来，当时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扑朔迷离，十分耐人寻味。我认为，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还必须假以时日，等待有关档案的进一步解密。
如果萧乾夫妇能冷静一点，理智一点，就不会把萧乾被打成右派的账算在张光年的头上。1957年的风暴从天而降，能否逃过这场风暴，完全要靠你的运气好不好。然而，萧乾夫妇在回顾往事时，为什么总对张光年耿耿于怀呢？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张光年对萧乾的伤害太深了。
在批判萧乾的大会上，张光年说：“我是引蛇出洞！”那是大言不惭，也是过火表演。张光年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也是为了自保。对此，萧乾想必能够理解，当然也就能够大度地予以宽容。然而，张光年后来的一次行为，却极大地伤害了萧乾，也使萧乾终身难以释怀。
被打成右派后，萧乾被发配到某个农场劳动。1960年的春节，他获准回京探亲。当时，文洁若为了和上司搞好关系，劝萧乾去看望一下老领导张光年，没想到，后者却给了萧乾一次结结实实的侮辱。
我千不该万不该怂恿乾去看望他原来的领导——《文艺报》主编张光年。那天他回到宝钞胡同的小堆房后，不断摇着头说，何必自找这通侮辱。……那天从张光年家出来，乾浑身发抖，怕出车祸，连车都不敢骑了，便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西总布胡同。（《生机无限》）
那么，又是怎样的侮辱让萧乾如此难堪如此愤怒呢？
洁若劝我去大酱园子看看那里的领导。最初，我实在鼓不起这份勇气，但他认为，既然我的命运掌握在那些人手里，就还是去看看的好。
我们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后，人家早把我一脚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关上门享受着天伦之乐。我去敲门时，听到里边无线电播放着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欢笑声。及至一开门，人家见到寒碜狼狈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强让进去之后，无线电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间屋去了。只剩下大干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师椅上，劈头就问我劳动得怎么样。我把路上想好的话说了一遍，表示尽管改造得不好，对自己还是乐观的。现在中央连像王耀武那样的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我相信自己总比他们会……
那位大干部铁青着脸，半腰里就把我打住，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文艺界的王耀武！”（《萧乾回忆录》）
雪中送炭的安慰，会让人如沐春风，温暖一辈子；雪上加霜的侮辱，则令人如落冰窖，那种寒冷，沦肌浃骨，终生难忘。张光年这句恶狠狠的话，正是让萧乾领教了这种寒彻肺腑的冷。
回顾往事，反思历史，当然不应该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但既然张光年对萧乾的伤害如此之深，他在回顾历史时，又怎能轻易跳出个人的恩怨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