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第70亿位人类居民的诞生，带来审视人口问题的契机；

　　近年世界各地骚乱、冲突此起彼伏，爆炸声、枪声不绝于耳，经济危机步步逼近，民族矛盾不断升级，

　　且看———

　　10月31日零点前两分钟，卡马乔的第二个女儿丹妮卡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家医院诞生。等待她的不仅有喜悦的父母，还有簇拥而上的闪光灯、联合国官员的庆祝蛋糕。因为，她被认定为全球范围内象征世界达70亿人口的婴儿之一。

　　事实上，没有人能清楚知道哪一个新生儿才是地球上第70亿位人类居民。70亿“人口时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带来审视人口问题的契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此发表演说，“70亿人，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更多能源，更多就业和受教育的机遇，更多权利以及更多让他们繁衍和抚育后代的自由。”

　　据联合国统计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增长到20亿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增长到30亿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人口激增意味着对自然资源需求激增：粮食、水资源、土地等等，同时也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创造和分配：教育、医疗、就业、养老……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认为，全球人口增长的态势不会得到逆转，到2050年或增至90亿。《国家地理》杂志指出，世界人口问题的本质在于发展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一方面加剧着贫困国家的贫穷，另一方面，在那些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则表现为低生育率和越来越少人口进入就业市场，令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

　　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其中18个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

　　其实，人口发展和结构的不平衡非一日之寒。“人作为民族、宗教的载体，无疑是最关键的变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土耳其问题（加入欧盟和越境打击库尔德人）、中东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等等，都有被人忽视的深刻的人口背景，只不过常常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呈现出来。”

　　人口问题正在考验着每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当丹妮卡·卡马乔即将面对漫漫人生路时，地球上的人类也不得不藉此思考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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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中国家，“青年膨胀”是一场灾难

　　2010年12月17日的早晨，26岁的穆罕穆德·布瓦吉吉如常出门，到市场贩卖水果和蔬菜。而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自己将引发一场震动整个世界的风暴。

　　由于没有营业执照，布瓦吉吉的货物再次被巡视的警察没收，并受到执法人员的公开羞辱。愤懑的他去到政府大楼要求申诉，却遭到傲慢的拒绝和阻挠。于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从加油站拿了一瓶汽油，并在政府大楼前扬言“如果你不见我，我就自焚”。结果，再次遭到冷酷无视的布瓦吉吉点燃了自己。5天后，另一名年轻人侯赛因·奈吉高喊着“不要贫穷，不要失业”，在同一座城市的高压电线杆上自绝。

　　他们的死点燃了突尼斯同龄人的愤怒情绪，人们在葬礼上高呼要为他们报仇，抗议运动随即迅速蔓延开来。不足一个月后的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放弃权力，宣布下台，结束了自己23年的总统任期，乘飞机流亡沙特。

　　“他的悲剧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困境。”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克莱门特·亨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除了愤怒，布瓦吉吉的经历还让很多同龄人找到自己的影子。

　　出生在突尼斯一个内陆小镇的布瓦吉吉，一直希望自己和他的姐妹们能够上大学。但因家庭困苦，不得不很早就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也没有什么选择工作的余地，只能依靠摆摊维生。

　　而在突尼斯，像布瓦吉吉一样踏入社会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比比皆是，75%以上的失业者年龄都在15岁到19岁。另一方面，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或本科毕业的年轻人就业情况也不乐观，面临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窘况。他们当中有5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金融、法律这些领域，失业率甚至达68%。

　　这些低于30岁的新生代占突尼斯总人口的一半。他们正好成长在本·阿里执政的23年人口增长高峰期。也正是本·阿里政权为他们提供了非洲难得的教育环境。1986年至2009年，突尼斯大学在校人数从4.1万飙升到近40万。低廉的教育让年轻人群体拥有他们上一代人所没有的权利意识。而农业银行总行高级分析师何志成认为，大量年轻人没有受过良好技能教育，因而找不到工作，只能游手好闲，埋下了动乱的种子。

　　事实上，小小的突尼斯只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缩影。有数据显示，北非和西亚人口增长迅速。1980年，阿拉伯地区人口约为2.3亿，而到了2010年增至4.4亿，将近翻了一番。这使得其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其中65%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

　　有评论指出，年轻化的人口结构造就了这一次的政治变革浪潮，而这批数量巨大的年轻人，正是一次次社会运动的生力军。

　　突尼斯政治变革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约旦、埃及和也门等国的抗议运动。截至2011年10月，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已经成功推翻了3个国家领袖。除了本·阿里的倒台，在埃及，18天的示威浪潮，也导致穆巴拉克在2月11日正式宣布下台，权力移交军方，结束长达30年的统治；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则在8月23日被推翻，并于10月20日被杀。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面临同样的发展模式。”有研究北非问题的美国专家指出，这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给予国民良好的教育、医疗以及丰厚的经济收入。但在遭遇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政府为摆脱债务，大幅削减福利，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困难。受过一定教育并觉醒的新生代人口不断增长，自然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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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达国家，“老年膨胀”是一场灾难

　　中东地区的人口年轻化，与西方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十年，西方曾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期，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与西欧经历了生育率的暴涨。到六七十年代，因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锐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同样经历了一轮婴儿潮。

　　但今天，随着“全球婴儿潮一代”的变老，老年人口大爆炸，西方发达国家已面临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目前，西方世界年满60岁的人在急剧增多；再过20年，我们将目睹80岁老人数量的爆发。

　　日本的“少子高龄化”更突出，并已持续多年。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该国人口已出现0.3%的负增长，为40年来首次。据估算，到2050年，德国新生婴儿数量可能仅为现在的一半。德国媒体甚至担心：“再过12代，日耳曼要成为稀有民族了！”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可持续发展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唐克德·瓦图赫耶认为，欧洲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感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今天欧洲债务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还使得危机更加深重、经济恢复更加困难。他指出，老年社会的欧洲，就业人口增长放缓，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韩国一份“克服低生育的紧急提议”报告显示了同样的担忧。它警告，韩国超低生育率如果持续下去，2029年起，韩国经济可能因缺乏劳力而出现负增长，在全球竞争中落败。

　　对于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俄罗斯来说，人口负增长无疑是一大灾难。现在俄劳动力的缺口达1000万，特别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资源开发领域，劳动力短缺近50％，这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苏联解体后，由于俄欧洲地区特别是莫斯科地区生活条件较好，居住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开始向西流动。据统计，在最近10年里，北极地区人口下降了40％以上，西伯利亚地区已有1.1万个村庄和290座城市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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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发展不平衡，成“南北冲突”根源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日益面临巨大压力。在60年前，全世界平均12个适龄劳动人口供养1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在是7人供养1人，到2050年，供养者将可能减少到3人。

　　“将来的美国，将会是退休的白人老头，依靠社会保障金生活，而保障金其实来自拉丁裔年轻非法劳工，他们支付社会保障，却因身份无法领取，实质上他们间接养活白人老人。”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博士王博称，发达国家要扩充生产力，保持现有民众生活水平，就必须大量吸收外来移民。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移民排斥，另一方面更加依赖外来劳工，这是欧美国家的困境。”王博指出，人口发展不平衡下所产生的移民问题是南北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

　　“如今，欧洲的衰落表现在能力与意愿的落差，由此导致使用力量的决心和意愿迅速下降。”在王义桅看来，移民问题将对欧洲国家的国家认同产生挑战，这已预示着欧洲的衰落。“西欧的老龄化使得社会日益缺乏活力，只能靠‘新欧洲’（东欧）的移民和地中海沿岸的移民填补空缺。现今，欧盟是世界移民最多的政治实体，33％的人口来自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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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人口结构改变，移民矛盾升级，文化多元受冲击

　　在欧洲，主张宽容移民的文化多元主义一度受到推崇。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公布一份题为《多元主义———应对多样性的新政策》的文件，里面称“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应对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民主的政策反应”。而在实践中，文化多元主义却在对待外来移民过程中倒退。在今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宣称，英国长期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是一个失败。

　　2011年8月4日，一个牙买加移民后裔在伦敦托特纳姆区被警察打死。两天后，事件引发英国自1985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在短短三四天里，骚乱蔓延到北伦敦多个社区，甚至对其他多个英国城市造成冲击。

　　街道上充斥着大量欲求不满、无所事事、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的青少年。在这几天内，他们靠趁火打劫解决吃饭问题，茶余饭后就结队报复警方，把烧毁警车作为新的娱乐项目。事态发展到第三天，参与者原来带有的阶层色彩消失，转为单纯的抢掠或暴力发泄，歹徒中出现许多工程师、大学生，甚至歌手、奥运形象大使等头面人物。

　　这次骚乱在5天4夜后得到平息，而欧洲践行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却再度引起人们的质疑。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让·菲利普贝雅指出，“不少移民二代读完书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是郊区的，他们的名字是阿拉伯的，他们的样子跟普通的法国人不一样，要找工作当然就比较困难。”

　　早在2004年，中国人曾飚刚到英国时就留意到当地社区的衰退，他认为社区衰退与移民问题密不可分。后来，他在分析今年英国骚乱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占据主导地位，使得白人居民不得不离开，去寻找白人较多的社区。这样的现象割裂了不同族裔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而单一族群的聚居也就成为社区动荡，乃至城市内战的基础。

　　托特纳姆区并非英国乃至欧洲唯一具备骚乱基因的社区。2005年10月，法国发生自“五月风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事件，巴黎北部的移民聚居区第93省的移民二代放火烧汽车、店铺，用石头攻击警察。骚乱蔓延全国300个城市。2008年，在希腊雅典的伊哈瑞亚区，一名15岁少年在街头冲突中被警察打死，引发震动全国的8天骚乱事件。

　　欧洲国家接纳了大量西亚、北非地区移民。在法国，城市人口30%是穆斯林，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处于失业状态。荷兰的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而随之迁徙的伊斯兰文化一时难以和当地文化融合，折射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深层次问题，甚至酿成震惊世界的悲剧。

　　直到2011年7月22日之前，挪威一直给世人以北欧风格的高福利社会制度面貌：温和、开放、友善和富裕。然而32岁的挪威青年布雷维克终结了这片宁静。他在于特岛上设伏，大喊着“你们都会死”，开枪屠杀支持接纳穆斯林移民的执政党工党“工人青年团”。

　　枪声把过去十几年里，当地所受的移民冲击和多元文化的挑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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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面对“未富先老”和“人口红利”逆转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在近日发布的2011年人口状况报告，全球70亿人口中的18亿年轻人，有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全世界大约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赤贫和特贫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

　　尼日利亚前卫生部长奥索蒂梅欣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在教育、卫生等领域增加投入，提高年轻人的能力，将会为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

　　作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曾得益于“人口红利”。同时，当人口时钟的指针走到70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放缓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步伐，理论上为这个时刻的到来推迟了数年。

　　美国《外交政策》撰文称，中国就目前来看仍在享受出生率下降早期的经济好处：社会只需养育较少的儿童，而更多女性劳动力得以就业。同时有评论认为，当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出生潮群体在八九十年代转变为劳动力时，受到强制节育，一方面他们本身是大量的廉价劳力，另一方面，节育直接减少了社会抚养下一代的成本，从而促成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助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腾飞。

　　时至今日，鉴于其严厉的一胎政策与极低的出生率，中国正迅速演变为人口学家所谓的“4-2-1”社会。“未富先老”和“人口红利”的逆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人口结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