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静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睹。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16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5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

　　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一个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后来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走。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罚一点钱”，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那个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他沿着长城漫游，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做无用功了”。

　　5

　　他的房主姓魏，卖核桃为生的农民，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之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从亲戚那儿借钱，向银行贷款。在买一样大东西前，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或者有“关系”去借钱。他买了一双30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像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6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他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

　　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

　　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写这个村子不是何伟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他写道，“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7

　　看了何伟这本书，很多美国人对他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西部荒凉的公路，路边放着一个塑料片做的警察，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景，何伟说他选这张照片的意味是说———“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只是了解，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不常见地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何伟好像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8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自不自觉，承不承认。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