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他将退出公选课教学，“不再自取其辱”。

周鼎是一个好老师，2014年，他曾获川大第六届本科教学优秀奖“二等奖”。他深受全校学生欢迎，选课人数差不多能把系统给搞崩溃掉。他还荣获“四川大学2014年唐立新教学名师奖”——该奖旨在“鼓励长期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学生评价优秀的教师”。可是，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教师，在晋升职称时却落败，原因在于没有达到科研、论文的硬指标——迄今只写了一本半书、发表了四五篇论文。其获得的教学荣誉反而有一种羞辱的意味——你看，上课上得好怎么样？

这样的故事在高校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教学再好，在大学里都是“虚的”，学校可以给你各种教学荣誉“虚名”，但在职称评审、考核中，科研、论文才是硬的，教学只是“工作量”要求，你花三周准备3学时的课，和走上讲坛给学生照本宣科，以及他人请人替自己给学生上3学时课，在学校的评价体系中，都只是3学时的课。而职称才决定你在大学里的生存和发展。

我不想再谈如此考核、评价教师，会对高校的发展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或者呼吁高校应该调整评价体系，对教师实行分类评价等，而是想分析，为何这一问题早在10多年前，就已引起社会舆论关注，要求高校重视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可至今却没有看到高校有调整的迹象。

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实行计划办学，而非开放办学，社会公众的质疑，甚至受教育者的抱怨，都无法影响高校的办学战略——高校办学只对行政计划的主导者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和受教育者负责。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可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却是在行政主导和计划体制框架之下进行。显著的特点是，学校如何进行办学，由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决策，进而对教师如何进行考核、评价，也是由行政部门制定指标。而且，行政部门设置了制度，限制受教育者对学校选择的权利，在报考大学时，无法充分选择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对大学办学不满意，也不能选择放弃申请转学，除非退学再去参加高考。

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行政部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老师有意见，不是问题，只要上级主管部门认为学校办学政绩显著即可——而今天在所有行政领导眼里，学校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论文、成果；学生有意见，更没有问题，学生再怎么不满，也得承受，否则怎么拿到学位？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放弃教育和学术追求，就按行政下达的指标，去搞课题、经费，而学生也只有忍受越来越低的大学教育质量——清华还有少数学生站出来为老师请命，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只是发出一声叹息。

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开放办学制度。首先，学校的重大办学战略，不能仅由政府部门和学校行政决策，而应该广泛听取与学校办学相关的群体的意见，公办大学尤其如此，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的钱，以及受教育者的学费。发达国家的现代大学，首先实行理事会治理，学校应该办成怎样的学校，是把经费投向科研，还是重点投向教学，都由大学理事会决策，这样的办学战略决策，就让大学的办学，符合社会对大学的期待，而不是随意由行政领导决定把大学办成怎样。我国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纵使舆论有再多质疑，但却反馈不到办学中。另外，由于缺乏合理的办学决策机制，大学的自主权和舆论的监督，也时常混淆。

其次，学校和受教育者，应该双向选择，不能对受教育者的入学、培养、学位授予，实行计划管理，以此限制受教育者对学校的选择。我国大学之所以可以不重视人才培养，是因为，不管教学搞得如何，学生为获得一张国家文凭，也得忍受，既然教学维持较低水平也相安无事，那么何苦花精力搞教学，还不如搞科研既有名又有利？可以说，如果不给受教育者选择权，我国大学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受教育者的权利，进而也就不会真花精力投入搞好教学。给公众学校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给受教育者选择权，我国的大学，才能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而办学转为真正重视教育而办学。熊丙奇（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