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成对污染的法治化治理，除了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管，来自民众的环保维权活动和公益组织的环保公益诉讼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凭借。
　　
　　2014年9月4日，中纪委通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河北邢台市委书记王爱民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随着王爱民的落马，过去几年中邢台风暴式的大气治理引发了争议，邢台市政府内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环境治理正是王爱民在任期间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
　　
　　拥有760万居民的邢台是中国煤矿产业的聚集地，同样也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据环保部披露的2014上半年空气质量状况，在全国74个城市中，邢台连续位列末位，而在2013年，邢台只有38天达到二级以上空气质量。多数时候，雾霾遮蔽太阳和星星，这座城市的车、人和建筑在雾霾中显得“灰头土脸”。
　　
　　顶着舆论奉送的“中国最脏城市”的帽子，时任市委书记的王爱民于2011年开始主导疾风骤雨式的治污行动，“在农村，出动乡镇干部和村民大搞‘全民扫垃圾’，在城市则发动机关人员和市民大搞‘全民洗城’”。当年邢台的类似做法就曾经引起过争议，而今随着王爱民的落马，这种争议进一步发酵而且更加公开化。
　　
　　在称赞者眼里，王爱民主政期间，邢台的街道、屋舍整洁了许多，而在质疑者看来，“全民洗城”对缺水的邢台是水资源的严重浪费，不把重点放在污染源治理上，清洗污染末端的行动无论多么声势浩大都是舍本逐末的“面子工程”。与这种争议相比，王爱民“铁腕”关停当地部分排污企业赢得了比较一致的正面评价，但在王爱民落马后不久，不少原被关停的企业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如何看待一个落马市委书记昔日主导下的风暴式的治污行动？称赞者和质疑者都不乏理由。“未形成常态、缺乏长远制度设计的‘一把手工程’很可能是‘一阵风’”，类似议论看上去当然显得理性而深刻，但对一座城市而言，在长达几年、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治污行动之后，认定未留下任何正面的东西似乎也难称公允之论。更重要的问题是，邢台治污的“一阵风”是否可以全部归咎于某一个体？如果说类似王爱民的这种治污一无可取，那么谁又能够提供一个较佳的替代模式？
　　
　　在“向污染宣战”的语境中，邢台不过是一个标本。无论是长期以来空气污染的日积月累以致积重难返，还是其产业结构转型之难，或治污形势的严峻性，乃至治污模式的相对固化、治污过程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都具备一定的典型意义。
　　
　　舆论批评邢台的“一把手工程”由于未形成常态、缺乏长远制度设计而成为运动式治理，有趣的是，前不久《人民日报》刚刚报道，负责环保执法的基层多位环保局长“大倒苦水”，因为造成雾霾的污染源环保局长根本管不了。要为苦恼的环保局长而设计，“一把手工程”就是一个最便当的办法，然而事实证明，治污如果单纯依赖于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就有流入运动式治理的危险，而且极有可能如当下之邢台，哪怕多么铁腕的治污政策，随着主政者的离去也将“人亡政息”。
　　
　　和社会治理一样，对污染的治理，要走出运动式旧套而行之长远，让一个造福于全民的行动不因某个人是否在职而受到影响，只可能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四中全会揭示得至为显豁，那就是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治污”。
　　
　　依法治污，立法先行，在环保立法上，上至宪法中的环境保护条款，下至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一些行政法规，中国环保方面的法律已经大体完备。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法律的刚性落实。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形成对污染的法治化治理，除了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管，来自民众的环保维权活动和公益组织的环保公益诉讼是两个极其重要的凭借。只有依靠社会的合力，走在法治的轨道上，“美丽中国”才真实而又可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