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座城市的兴盛繁荣和坎坷转型，与一个人和一桩案件的联系如此密切。

　　十多年后，赖昌星再次回到了厦门。这一次，他是坐着囚车，带着受审之身回到曾经叱咤风云的旧地。

　　据新华社报道，2月13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涉嫌走私、行贿犯罪一案已依法侦查终结，于近日移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已依法受理此案。厦门当地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可谓平淡。这种波澜不惊背后，是赖昌星这个昔日给厦门经济带来荣辱的“大人物”的影响正渐渐褪去。经历了远华大案的伤痛后，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终于艰难转型，重新腾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林民书说，如果没有“远华案”，这座城市的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好。这十年，厦门经过努力，目前基本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这次厦门寻访之旅中，记者脑海里不断跳跃的关键词是——“变迁”，从远华集团“遗产”的处置，到厦门众多的外贸企业或轰然倒塌或逃出生天顽强生长，再到厦门历届决策层转型思路的调整和变化，无不向外界传递着“变迁”的信号及自觉意识。《战国策》云：“前誓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每日经济新闻》试图通过对厦门经济十年变迁的记录与反思，为后来的经营者、决策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远华“遗产”今何在

　　驻足厦门市核心地段的富隆国际住宅小区门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很难将该小区与赖昌星当年谋划的88层 “远华国际中心”联系起来。

　　1996年，远华国际中心破土时，赖昌星邀请了近两千名嘉宾出席奠基礼。

　　案发后，该中心所在地块于2005年10月8日以3.36亿元的价格被厦门福隆置业有限公司拍得，后建成富隆国际。

　　当时，相距不到1公里的远华国际大厦已封顶，被深圳富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拍得，现更名为喜来登酒店和王子饭店。“听说当时从富隆国际到王子饭店之间的地块都是赖昌星的。”富隆国际一地产中介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这里再没人提起那个人了”。

　　而如今，从富隆国际到王子饭店，再无赖昌星半点痕迹。

　　远华集团宠大的资产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红楼”。

　　资料显示，“红楼”建于1996年，高7层，耗资7000多万元，是赖昌星与达官贵人进行权钱交易的场所。2004年，“红楼”由厦门市政府出资购买，产权归市政府，由市总工会管理使用。

　　记者到达厦门的第一站就是红楼。大厅的楼层指示牌显示，一楼是中国移动的店面，2~6楼则是中国移动厦门相关公司的办公场所，7楼挂牌为厦门市开发区工会工作委员会。乘坐被木皮包裹的旧电梯，记者径直上到7楼，正对电梯门的就是该委员会主任蒋丽琴的办公室。

　　“除了我这张桌子和那部旧电梯是原来赖昌星留下的，其他都是新的。这里装修一两年了，现在业主是市总工会。租给中国移动使用，一年70万元租金。”蒋丽琴说。

　　记者看到，这张办公桌仍然崭新如昔。“这栋楼一度闲置了十年，装修前原来的东西都被白蚁蛀掉了，只剩下这张桌，质量很好，因为太重搬不动，我们就留下来了。”蒋丽琴回忆说，装修前她来看过，这里像KTV，有当时很少见的豪华浴缸，套间里有小包间，有投影和小舞池。用材很好，灯具到现在都完好，这在厦门的潮湿气候下很难得。

　　据了解，在中央 “4·20专案组”撤离后，厦门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来清理和处置远华资产。一个是“4·20专案后续工作小组”，代表中央处置查控资产；另一个是“4·20资产查控协调领导小组”，由厦门市纪检委、厦门海关等部门联合组成，负责理顺远华涉案资产的产权关系和法律关系，并办理拍卖成交后的有关过户手续。

　　2月17日，记者来到厦门市纪委，被告知这两个小组早已撤销。

　　“他(赖昌星)唯一让我们记得的就是当时加油便宜，汽油才两块钱，现在他再回厦门受审，我们也没兴趣去议论他了。他在厦门的资产如今也有新主人了。”一位的哥对记者说。

　　对这座城市而言，“远华案”的主角已成历史人物，“远华案”遗留的资产也已有了新的归宿。

　　外贸企业命运的变迁

　　赖昌星当年犯案所引发的 “地震”远不止于他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大量烂尾资产。

　　经过“4·20”大案的折腾，以外贸为主导的厦门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有媒体这样形容，“曾经廉价的物资、街头众多的进口跑车、繁华的娱乐场所，在远华走私案前后有天壤之别——夜总会没了客人，酒楼的官宴减少，出租车搭客率下降，娱乐业一片死寂。”

　　2001年，时任厦门市市长的朱亚衍坦言，2000年厦门市台商投资下滑了27%，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华走私案是重要原因。朱亚衍认为，远华案搞乱了经济秩序，给厦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破坏了厦门的形象，影响了一些投资者在厦投资的信心和决心。

　　首当其冲受“远华案”波及的是厦门的外贸行业，当地的大型外贸企业几乎全军覆灭。

　　厦门市商务局 (原厦门市贸易发展局)办公室主任傅文远对此记忆颇深，曾在贸发局工作十几年的他对记者表示：“过去经营权稀缺，小公司做不了，很多专营的东西，需要配额证。国企牵连进远华案的大部分就是因为买证。”

　　远华集团大肆走私，将当地多家外贸国企九州集团、开元外贸、厦门特贸、东方公司、厦门国贸(600755)等拖下水，案发后，这几家公司均有总经理和部门经理落网，公司整体陷入瘫痪。

　　“当时厦门的经济总量比较小，工厂也不多，也没有房地产业支撑，贸易一倒下，影响就很大。”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林民书告诉记者。

　　1999年，九州集团因涉嫌与远华公司合伙走私而被全面调查和审计，董事长和部分高管接受司法机关审查，公司账号被查封，经营瘫痪。

　　经“4·20专案组”清查，九州集团走私涉及金额28亿元，被罚2亿元罚金。九州集团利用自己的保税货物进出口权，帮助远华公司疯狂走私从中牟利。九州集团还借远华公司控制厦门地区通关环节的独特能力，与其共同走私。

　　最终，九州集团、开元外贸、厦门特贸、东方公司四大外贸国企轰然倒塌，留下一地鸡毛。

　　幸运的是，在这拨外贸企业破产大潮中，建发股份、厦门国贸两大外贸为主的上市公司逃出生天。

　　厦门高崎机场的登机廓桥上，有厦门国贸的大幅形象广告——“新战略，新国贸”。记者能感觉到，厦门国贸正试图以全新形象示人。

　　厦门国贸在当年严打走私案中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

　　2001年2月27日，厦门中院一审判决厦门国贸应就1996~1998年上半年间使用减免税批文进品钢材12余万吨一事交纳罚金4000万元。

　　2月17日，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厦门国贸大股东国贸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郭正和不太愿意提起那段往事，“相当于灭顶之灾。但国贸股份早就走出了 ‘4·20’专案的阴影，厦门现在也已经淡忘了这个问题。”

　　那之后，厦门国贸开始果断转型，“由单一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贸企业逐步转变为从事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投资以及其他服务贸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与厦门国贸一同走出远华案阴影并迅速崛起的还有建发股份。

　　建发股份证券事务代表李蔚萍对记者表示，“远华案后，厦门很多贸易企业都倒了，但是建发活下来了，这个过程我们也确实受到不少质疑。”

　　“1998年我们上市时，厦门有多家贸易上市公司，‘4·20’案件之后几乎听不到声音了。这栋楼原来有很多外贸公司，现在都走了。建发是唯一幸免的，这与董事长王宪榕的行事风格分不开，我们一直坚持稳健第一、安全第一。”李蔚萍说，“业务的突飞猛进主要是在2010年，(当年营业额)突破600亿元，去年700亿元。1999年营业额只有34亿元。”李蔚萍说。

　　转型思路的变迁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在厦门十大国企中，上述两公司的控股股东建发集团和国贸控股榜上有名，建发集团更是居于首位。

　　然而，这一排名也从侧面暴露了厦门经济的 “先天不足”——“远华案”前后，厦门经济外向型主导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以林民书为组长的十多位专家在2010年完成了一个题为 《厦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研究》的课题研究，明确指出了厦门的不足。

　　据统计，从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规模上看，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只有厦门2008年的GDP未达到2000亿元，居最后一位，且与倒数第二的西安有630亿元的差距。

　　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上看，2000~2008年厦门GDP年均增速为15.2%，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处中游偏后水平。

　　报告还指出，“……人均GDP更能反映地区之间的经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厦门2002~2007年人均GDP增速仅为3.52%，是15个副省级城市中最低的。”

　　即使把厦门放到整个海西地区比较，情况也不乐观。

　　2008年厦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只有11.1%，已经落后于海西20个城市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处于倒数第四位。

　　厦门工业增长表现更不如人意。2008年，厦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到12%，比海西20个城市平均水平低5.8个百分点，处倒数第三位。

　　事实上，在“4·20”案处理完毕后，厦门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种“先天不足”。为了迅速扭转厦门经济结构中外贸“一条腿走路”的局面，该市决策层首先从工业入手。

　　“远华案后，厦门经济走了一段弯路，到2005年时想走工业化道路，金戈铁马要跨越式发展，在岛外的同安区和翔安区搞了些工业区，做了很多标准型的厂房，做完后GDP马上就上去了。”林民书说。

　　2月16日，记者赶到厦门岛外的同安工业集中区。在工业区内转了一圈，除了运动品牌乔丹和鸿星尔克等，记者没有发现特别大的工业品牌在这里设厂。“从2005年开始开发建设，一边建设一边招商。去年工业产值200亿元。”同安工业集中区管委会综合科副科长叶照宇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

　　有不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工业区内的企业多以代工为主，比例达80%~90%，自主品牌较少。

　　对厦门前几年工业上的衔枚疾进，林民书并不完全认同，“一个城市的经济不是由政府决定的，它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是由地理位置和过去的根底决定的。远华案后政府，引入了一些大型工业项目，比如PX项目，两三年前它却开始搬走了，上下游的项目也会搬走。”

　　即便是在主管工业经济的厦门市经济发展局，记者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几年根本没有转型，还是老的套路，整天要土地、靠投资。人家转型是内在的，而我们还是在搞外沿的扩大。”厦门市经济发展局一名干部不愿接受采访，只在记者临出门前扔下这句话。

　　一度寄予厚望的工业没有收获预期的效果，但是林民书认为，厦门在这几年的摸索中基本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变化，即周边地方的经济发展层次对厦门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支持。如晋江、泉州、漳州一带，它们距离厦门较近，有着同城化的需要，同城化之后当地民营企业的运营机构、总部开始往厦门搬迁，甚至汕头也有一些企业总部迁往厦门。”林民书说，厦门在闽南三角洲还是中心地带，可以成为闽南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心。按照现在这种模式，岛内开发加上周边发展，变成大都市，这座城市就很有前途。

　　“厦门的定位就是闽南的龙头城市、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林民书说。“如果没有远华案，厦门应该会发展得更快。当时的厦门像西部大开发，比较有活力，赚钱很凶，客流量比较大，很多人想过来淘金；而远华案后，当地政府相对保守，主动改革心不强，在经济领域管得比较严。听说中央政府曾批给厦门两个私人银行牌照，但是厦门不敢要。”

　　记者手记

　　2月23日，厦门市副市长康涛为市级部门、单位作了《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专场学习辅导报告。康涛提出厦(门)漳(州)泉(州)统一电话区号、促进区域融合的设想。另外，他还提出，“在两岸人员往来方面，要拓展海空客货运直航、海上客货运滚装业务，积极推动两岸经厦门口岸客货滚装运输陆海联运。”康涛介绍，“客滚”就像香港的车可以挂上两地牌照在广东跑一样，今后台湾车辆也可能挂上厦门牌照。

　　从建发股份所在的鹭江道海滨大厦出来，天色近晚，我特意穿过马路来到海边观景平台，对岸鼓浪屿的美景尽收眼底，郑成功的巨大石刻塑像犹显夺目。

　　我想起鼓浪屿日光岩上，郑成功营寨门旁蔡元培所作的一首诗：叱咤天风镇海涛，指挥若定降云高。虫沙猿鹤有时尽，正气觥觥不可淘。

　　一位厦门的哥告诉记者一个神奇的传说，此前厦门岛上常遭台风肆虐，居所屡屡遭毁，自从郑成功像建成后，多年台风都不曾造访厦门。

　　蔡元培的诗，不禁让人联想起厦门这十年来的光景，“远华案”犹如台风过境，对这座城市的形象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力，但最终“正气觥觥”，如今的厦门已逐渐摆脱了阴影。站在观景平台上，面朝大海，我仿佛嗅到了春暖花开的气息。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