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京城文人圈里也流行过“四大不要脸”的榜单，且版本甚多。  

第一种说法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第二种说法为：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杨荣国；第三种说法未：周一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  

无论哪一种说法，皆不脱冯友兰。冯友兰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竟成为“梁效”班子的顾问，成为江*青等人最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冯为此诚惶诚恐，受宠若惊，于《光明日报》发表《咏史》诗廿五首，觍脸颂江*青：“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  

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  

对他的这种做法许多人颇不以为然。据当时同样受到压力而未屈服的梁漱溟先生之自述记载：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对此梁漱溟始终没有表态，“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  

北京大学某教授即指冯友兰先生。  

早在1950年，在印度讲学的张君劢，看到冯友兰所作的《学习与错误》一文后，“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遂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发表在香港《再生杂志》。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的冯道，严厉责备冯友兰，“心口不一，口言而身不行”，“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  

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针对陈垣等学人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陈寅恪写诗讽刺道：“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类似否定自己的话，许多人都说过。1966年4月，郭沫若曾在人代会上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狗屁不如。”  

冯先生是位不甘寂寞的人，1971年，他曾写诗给毛*泽东，以表达自己积极要求进步的迫切心意，诗曰：“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有人分析冯友兰的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有道理！  

据梁漱溟先生的哲嗣梁培宽回忆：“‘批林批孔’过去约两年之后，一日先父检出冯先生那封早年来信，重读过后似不胜感慨，于是在信末页空白处，写下这样几句话：  

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1973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9月9日（印）1985年年底，冯友兰过生日，邀请梁漱溟参加，梁回信道：因足下谄媚江*青，拒参加寿宴。  

反观梁漱溟先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是6个月的分小组批，每月3－4次，后是2个月的大会发言批，大会共14人先后登台作长篇发言，前后7个月大小批判会总计百余次，对他一贯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猛批，并给他戴上了许多帽子，如“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等。到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召开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组织者觉得梁该老实了，该认罪了，特意向他询问，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他认为孔子和林彪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批林批孔运动一起，逆境中的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遂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冯友兰挽之：“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先生的另一位老同事吴宓先生，此时也处在逆境当中，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吴先生坚决不批孔。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处境更加恶劣。  

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在当时敢说如此真话者，举国竟有几人梁漱溟，几人吴宓。  

钱穆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与冯先生同事，且有良深交往，后分置两岸。龚鹏程先生的《悼钱宾四先生》一文中记载有一件小事：“去年（1989）我赴北大，主办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会议，期间曾在燕南园拜望了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老耄失听，视力昏茫如钱先生。他对我们说，甚为想念钱先生，希望能读到先生的《晚学盲言》。返台后，我们几位朋友便向钱先生报告此事，并请先生寄示新着。钱先生只说老了，题了钱穆二字，上款缺。我想，钱先生大概是对冯先生信执道守的态度，有所保留吧。”然而，在台湾时，钱穆因对两蒋的态度也为人所诟。  

李敖曾攻击道：“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对于冯先生的信执道守，冯妻于“四人帮”倒台后恨曰：“天快亮还尿床一泡！”所有对他晚节的评述，此言最为直截了当，且生动无比。而在此之前，胡适便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文革刚一结束，舒芜写《四皓新咏》，分别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讽刺冯友兰的诗云：“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后来他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承认：“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儿子周启锐在《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尴尬人生》中说其“烈士暮年，恶心不已。一肚子话还不能直说，只能懊悔自己毕竟是书生”，此评价与冯妻似。  

成员中的汤一介算是中年学人，其晚年道：“参加‘梁效’，我错了，我是认账的，我今天还是认账的，这里头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跟毛*主席有直接关系。当然我自己觉悟不高，没有看清楚这里头问题。而且又长期受党的教育，觉得毛*主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一死，我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今后我听谁的？得了一个结论：今后只能听自己的。”其心路历程，具有共性。  

冯友兰晚年说：毛*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且同时是思想界的领袖晚年冯友兰对其以往行为也有反思，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自序中这样评介毛*泽东：“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挽之曰：“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的惭愧之心，尽在其中。  

当时批孔的人还真不少，比如巴金先生就以“萧甘”的笔名发表过一篇名曰《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文章。从文章的精彩可见巴老的写作功底，其中一段写道：“公元前479年春天，在孔家店的阴暗角落里，七十三岁的孔老二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天清晨，他挣扎着起床，昏昏沉沉地拄着拐杖倚在门口。大地阳光普照，他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七天以后，孔老二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他那复辟奴隶制的迷梦，被新兴封建社会制替代没落奴隶社会制的滚滚历史车轮，辗得粉碎。孔老二留下的，除了历史变天账《春秋》外，还有门徒编篡的孔丘反动言论集《论语》。”  

文章的最后涉及到了对孔子的评价：“后来，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把这些黑货当作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把孔丘吹捧为‘圣人’。其实，孔老二是个十足的反革命老顽固。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斗争，从陈胜、吴广一直到太平天国，都猛烈冲击了这个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老二，以及他的反动思想体系。他们对孔老二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他们这种反孔的革命精神，在我国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永远放射出不朽的光芒。”  

来源：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