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因为这不光是职业的转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的转变。
从2006年在常熟路100弄的《外滩画报》社开始实习记者生涯,到2014年在威海路755号的文新大厦办理辞职手续交回记者证,我的传媒生涯持续了8年。但是,横亘在我这8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地址却是汉口路300号。
无论是那年交回记者证,还是现在与《外滩画报》告别,于我而言,都是在和汉口路诀别,和一个时代诀别。
一
2006年的初夏,我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外滩画报》实习。做一个用笔改变世界的人,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南京是中国报纸最多的省会城市,但我最终还是决定抛弃宿舍的便利,因为我觉得在上海这个“大码头”混肯定更有意思。
《外滩画报》社座落在风景极好的常熟路上,狭小精致的街道,高大的法国梧桐,正好符合我对上海的想象。暑期的实习生很多,有活儿大家抢,因此并不是很忙。闲暇的时候就溜出去,一边吃冰淇凌,一边从常熟路逛到长乐路。
这段实习经历让我决定到上海工作。但是到投简历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上海有两个报业集团,一个叫文新,《外滩画报》就属于这里;另一个叫解放。这两家在校园招聘时势如水火,他们特意把笔试安排在同一天,要让毕业生们从一开始就做出选择。
我懵懂地向已经在上海媒体混了几年码头的本科同学咨询:是应该一心一意地努力留在《外滩画报》,还是转投解放。同学一拍大腿说:当然去解放啊,谁不知道解放的福利比文新好!
七年以后,回想起这段对话,简直让人哑然失笑。谁能想到,领导轻轻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这势如水火的两大集团竟然合并成了一家。《外滩画报》的停刊公告上,盖上的是一个叫做“上海报业集团”的红章。
但那时的我们,怎可能预料未来。就记得我急匆匆地调头去了解放笔试(好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儿)。那是我第一次抵达汉口路300号。
二
汉口路300号大楼,在外滩的建筑中并不起眼。但是,位置却极好。从南京东路地铁站三号口出来,只需要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大堂。大堂正前方有一个十字路口,横着的那条路就是汉口路,竖着的那条路是山东中路。
稍了解一点老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两条很有故事的路,也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马路。汉口路原名“三马路”,与它交汇的那段山东路,原名“望平街”。
上海滩上最有影响的三大报馆都设在望平街附近,在望平街和三马路(今汉口路)十字路口,西侧是申报馆,东侧是新闻报馆;时报馆设在望平街南侧的四马路(今福州路)上,其建筑很奇特,不中不西,门楼为塔状。在这条不太长的街道上,当时每天大清早,报贩云集,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运出,有的车拉,有的肩扛,还有很多报童手提,将报纸发往上海各区和江苏、浙江等地,以及到处叫卖。
每逢报馆出《号外》时,到这里来打听消息的人站满街头,贩运报纸的人更是把整条望平街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交通阻塞,车辆绕道,煞是热闹。当年的《竹枝词》是这样描绘的:“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近有几家营别业,迁从他处另悬牌。”由于这里曾汇集了十多家报馆,因而望平街曾被市民们称为“报馆街”。(转自张云坡今评媒)
风格独特的“申报馆”保留至今。当年,靠近十字路口的黄金店面开了一家新旺茶餐厅,大堂的穹顶一度令我惊叹。做餐厅的那几年,这里生意一直很好,大概是用茶餐厅的消费水平享用旧上海的风情十分划算吧。
比起优雅的常熟路,这里有些吵,也有些乱。但是站在那个路口,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喜欢上它。虽然那个时候,我对三马路和望平街的故事都一无所知。
三
我刚刚工作大约1个月后,汉口路和山东路路口的黄浦体育馆发生了一次不大的火灾。第一条消息好像是申江服务导报的某记者发在了解放网的即时播报上,因为他们的窗外正对着就是失火楼层。有人开玩笑说:报社就得开在这样的地方。
那是报纸在衰落前最辉煌的时代。我听别人说,我们集团最赚钱的报纸《新闻晨报》一年的营收是九亿。报社是不差钱的。一个案例就可说明,据说大楼顶上有个广告牌,已经没有广告主继续续费,但依然还是让它竖在那里,懒得换。
九亿,文科生掰着手指头傻傻数不清,不过随便想想也觉得很厉害,这毕竟是一门“轻资产”的生意,它的最重要的投入,就是人。
“记者”和“编辑”是报社最宝贵的资产。因此,报社的一切组织结构都是围绕着他们的工作在进行。比如,报社有浴室、理发室,这应该是方便上夜班的同事。又比如,报社的食堂,从早上到夜晚要提供四顿饭,这也是为了配合记者、编辑们没日没夜的节奏。
“解放食堂”曾是大众点评上评价最高的外滩写字楼食堂。据说食堂的师傅都有一级厨师的证书。除了常规的大锅菜和小锅菜窗口外,还有一个卤菜窗口。我对海派菜肴的所有启蒙都是在解放食堂完成的。南乳肉和爆鱼,我至今没有吃到过更好的版本。
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初入行的我们的一次考验。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就有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里通宵加班。我晚归时,路上行人已经寥寥无几,但南京路上的霓虹竟然还没有熄灭。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海关大楼的钟声,好像在安慰我的疲惫与孤单。
四
在那个时候唱衰报业,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在理论上说,互联网在快速地崛起,传播信息的方式正在飞速改变,但是我们实在想象不出来是什么会替代报纸。
那个时候,网络只有2G,诺基亚还是主流的手机机型,塞班系统的手机连个二维码扫描器都装不上去。报纸推行了一阵在报纸上印二维码做报网互动的尝试,却没有多少人在真正使用——自己想颠覆自己,都颠覆不动。
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传统媒体不仅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也是社会活动的中枢。一位《新闻晚报》的记者发起了“漂流信”的活动,倡导上海市民和灾区的小朋友结对子。汉口路大堂开辟了专门的接待站,来捐物留言的市民络绎不绝。
我有幸见证了那最后的辉煌。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诞生的传统新闻行业还在输出“正能量”,而新闻人也凭借着行业赋予的话语特权服务社会,也实现个人理想。
然而,崩塌式的改变是一瞬间发生的。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各地就传来了报社陆续关门的新闻。盈利模式在崩塌,成本高企,“报业转型”一时间变成了热门的话题。不过对于解放员工来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改变来了:我们将要搬离汉口路!
搬迁的动员做了大半年。报社搬到郊区,将市区黄金地带的写字楼出租,用物业的收入来补贴运营成本。这个听起来并不难理解的故事,却很难被一下子接受。“采访难”、“交通不方便”,是各个“听证会”上最经常提起的理由。最后的方案,是在汉口路保留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室,方便记者们及时传稿。
大家真的是需要一个办公室吗?或只是舍不得与汉口路一刀两断?
搬迁之前,我悄悄跑到了大厦顶楼的咖啡馆喝最后一次咖啡。落地的玻璃窗正对着黄浦江的一侧,这里的速溶咖啡只要五块钱,这一定是整个外滩最便宜的无敌江景。
五
在报社搬到郊区后的第三年,两大报业集团突然合并。合并后的第二个月,《新闻晚报》宣布休刊。
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少同学们才顿悟到,与其关注“报业转型”,还不如先关注自己的转型吧。其实,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行业转型”就是一个伪命题,行业怎么变迁是一回事,个人的发展又是另一回事。就算你的行业崩溃了,在这个行业中磨练出来的一身生存本领,自有用武之地。至于行业怎么转型,就交给领导们去考虑吧,你就不要一相情愿的地命海心了。
但是,对于传媒人来说,这事却又不那么简单。当初选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多或少是有社会理想和抱负的,并不甘心只是为了一旦食一瓢饮终日忙碌奔波。所以,这个个体转型,必然来得比其他行业痛苦。
如果痛苦是迟早要来的,那不如自己“了断”来得痛快。入行第八年,我选择了裸辞。办理离职手续,交还记者证是在威海路的文新大厦,因为那时候,报业集团的总部已经搬迁了过来。如果把指针拨回八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最后的告别午餐竟是在文新食堂。
裸辞以后不久,移居海外的好友回上海出差。我们约定在汉口路的新旺茶餐厅见面。选择这里,不仅是因为交通方便,更是因为这里有我们怀旧记忆。这位好友在出国前就职于四马路(也就是福州路)上的出版集团,我们常常相约在新旺吐槽单位的八卦轶事。想当年,她常说出版社羡慕报社效益好,可眼下报社一家一家的关停,倒是出版社还一切如旧。
那天我到得早,汉口路刚刚被夜幕笼罩。申报馆前的那盏路灯还是特别明亮,像是为摄影爱好者特意打的一束灯光。可循着灯光前去,新旺茶餐厅已经搬家。在我刚入报社那年烧掉的黄浦体育馆重建了,新旺搬到了体育馆的底楼,申报馆已经空空如野。
在裸辞后最迷茫的日子里,回到了这一切记忆的原点,人是物非,内心突然升腾起虚幻和苍凉。
六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习惯离开报业的生活。之前很多同行的经历告诉我,记者转行的第一份工作通常干不满一年。因为这不光是职业的转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的转变。
很理解不少同行决定创业,虽然没有了事业单位的体制托底,但那份自由是共通的。倒不是说无人管束,而是指自己能决定自己生活的节奏,自己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后,我不能免俗地选择了一份赚钱养家的工作。在陆家嘴的格子间里,我也有不止一次想摔门而去的冲动。在天气好的时候,从我的办公室落地窗往外望去,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汉口路300号大楼的绿色玻璃反光。我有时候也会陷入反复质问自己的死循环中:离开传媒行业是错误的吗?还是错在没有更早离开?
到最后,我都会说服自己:对与错,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回不去了。不管是已经离开的我们,还是还在那里的他们。属于望平街,属于汉口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的告别,就是永别。
在什么河岸,你最寂寞
搬进了空荡的房屋,你最寂寞,点亮灯火
什么季节,你最惆怅
放下了忙乱的箩筐
大地茫茫,河水流淌
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
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
奔向远方,你去而不返,是哪辆马车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