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会议提出四项具体措施,包括: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境外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健康服务业,加快落实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在社保定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建立健全医疗机构和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等养老机构的转诊与合作机制;支持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鼓励以政府购买方式,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加快医疗、药品、器械、中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鼓励社会资本举办职业院校。
此外,会议还要求,加大价格、财税、用地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简化对老年并儿童、护理等紧缺型医疗机构的审批手续。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美国国际医院认证联合委员会大中华区总干事房志武称,从医改看,过去几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社区医院等基础建设,现在提出发展健康服务业,可以看做是医改从基础建设开始转向提升服务,向投入要成果。
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的健康服务业,覆盖医疗护理、康复保舰健身养生等众多领域。今年6月,国家卫计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侯岩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介绍,中国健康服务业已形成一个包括医疗、医药、医保、保健品、健康食品、健康管理、美容养生、健康信息、健康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侯岩称,中国健康服务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而美国2009年就达到了17.6%。
不公平竞争问题待解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昨日告诉早报记者,健康服务业在大服务业概念之下,对该行业的重点强调,遵循的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
具体来看,刘尚希认为,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政府应做主导,而真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包括高端医疗、康复体检以及健康咨询等新兴的服务业态,这些是市朝的。
上述会议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使社会力量成为健康服务业的“劲旅”。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的说法,并不新鲜。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后,中央及地方政策层面已出台过多个相关政策。
刘尚希称,要发展健康服务业,必须解决公立健康机构与民营健康的机构的不公平竞争。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CEO辛树林昨日介绍,现在发展起来的医院多为专科医院,而对于高端的民营医疗机构而言,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在于医生资源上。现在虽然提出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但多点执业需要院方审批,而不是简单备案,所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没有好的医生资源禁锢了民营医院的发展。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位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后者是上海市相关政策中批准的发展高端医疗服务重要平台。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曾率队到此地调研健康服务业相关议题。
相比之下,体检等健康管理服务似乎应该更易推进,这也是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主推的业务。但辛树林称,由于大型的医疗设备是配额准入的,决定权不在企业层面,医疗设备的缺乏使民营机构的整体体检水平上不去,而公立医院却大量使用医疗设备进行体检业务“创收”。
但健康服务业的市场规模,仍让社会资本心向往之。以高端医疗为例,今年4月早报记者实地调研时,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副总经理王永茂曾称,据测算,目前上海高端医疗潜在的市场规模在110亿元左右,到2015年将达到165亿-185亿元,如果考虑到长三角和全国来沪就医的高收入人群,将接近300亿元。
财税支持的界限
除了鼓励社会资本介入,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还提出,要统筹城乡、区域健康服务业资源配置,促进均衡发展。
在今年4月的上海医疗保健旅游大会上,中国医院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曾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民营医院规模比较大、技术比较强,其他一些城市的民营医院往往不尽如人意。
“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提法,同样备受关注。
上海某二级医院相关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医保与商保相衔接,在公立医院的运营中会有所涉及,典型的就是“保大病”问题。
此前已有相关政策出台。去年8月30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保监会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大病医保不再由政府医保经办部门经办,各地政府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保险。
辛树林称,民营医院中不乏使用医保的,在医保的限制下,医疗的服务费用很低,从而无法挣脱过度医疗等弊病,如以药养医。如果使用商保,不仅能为民营医院带来更多就诊潜在人群,而且可以腾出更多医保空间,所以政府需要支持保险企业,推动企业为员工提供商保的积极性。
对于各项支持政策,刘尚希称,支撑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规划,还有一个前提,即界定相关健康服务企业的性质,是“公益性”还是“营利性”,比如,公益性的民营医院可以按照公立医院享受同等财税措施,而营利性医院则相较于其他行业企业享受一定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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